“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英国爱丁堡大学东亚研究系黄雪蕾教授与三位年轻学人讨论其新著《中国气味：嗅觉的近代史》（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剑桥大学出版社，2023）。本文为作者的回应文章。
完成这段与气味的“爱情长跑”之后，大脑似乎自动开启清理内存模式，或者借用鲁迅先生的文法——本有许多话，说得多了，也便没有话了。感谢三位书评人，你们的书写给我机会与那些气味分子再度相遇，不仅提醒我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而且从“陌生人”（本义上）的角度提出新的洞见和作者未曾想到的视角。学术对话的乐趣尽在此中。以下容我就三个方面再赘言几句，都是书评中令人惊喜的地方。
交出拙书终稿是在2022年9月底，距离ChatGPT的官方发布还有整整两个月。此后AI刷新人类认知的诸多表现毋庸赘言，但建基于语言模型之上的chatbot，目前尚无能力如同人类神经元一样解读物质性的气味分子，辨析直接的感官感受和经验。这似乎无意中替感官研究的重要性背书。想到这一层是因为王星明在书评最后提到，本书与“后人类主义”以及生态批评和物质转向等研究方向之间的关联性。其实书中并无直接对话，但我很惊喜王星明“嗅”出这些隐伏的线索。气味是化学分子，尽管肉眼不可见，但根本上是物质，书中也在在表明虚无缥缈却又无处不在的气味分子如何与历史大叙事勾连，发挥着它们的thing-power（物权力）[1]；而我也试图对感官研究领域影响甚巨的文化建构论提出异议。如此看来，本书某种程度上的确可算加入了物质转向的行列。
简·贝奈特（Jane Bennett）认为，人类只有对物保持尊重和关切，才有可能生发新的政治伦理，推动生态的平衡和可持续。[2]还可添加的是，在AI时代，人与物质（而非数据）的互动，所创生的情感和体验，是在后人类状况下保有“人类”特质的标记之一。在此意义上，我很同意《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观点：“如果人工智能最终确实在很多领域超越了人类的智能，那么智能对人类的重要性也就会降低，而意识（consciousness）将变得更加重要。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智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意识是感受到诸如痛苦、快乐、爱和愤怒等情感的能力。”[3]由气味引发的感官体验，与智能的关系较小，更属于“意识”的领域，而拙书的历史考察表明，并非只有智能在推动历史，身体的经验和情绪都是历史舞台上的要角，嗅觉经验只是其中一员。
有意思的是，季雯婷提出，在本书最后部分，“可以看到气味与嗅觉终究还是难以逃脱被语言符号与主流话语招安的命运，失去了落实身体与物质世界的特殊性，而化为形而上表征中的一员。这种因材料与研究的文字化而导致作为文字反面的感官最终依旧回归文字的状况，让同样作为感官书写研究者的笔者深感无奈。”此种无奈我完全赞同，但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毫无疑问，学者的工作手段仰赖智能和语言，研究素材也多以文字材料为主（尤其是历史、文学研究），但不代表不能揭示“身体与物质世界的特殊性”；在本书第六章使用的材料中，气味的确被翻译成语言，但可能不见得纯粹是“招安”——此中也充分体现thing-power，恶臭话语指向特定的政治目的，但其引发的情感是多极和含混的，其中隐藏着物质、意识和智能的复杂互动。
本书基本未涉足“华语语系”（Sinophone）的研究疆域，而王星明以一系列文学作品为例指出：“在华语语系的文化版图上，气味可以给以语言为身份建构核心的群体想象，提供更多跨区域、跨文化、跨物种的‘关联’（relationality）。”这是又一个令人激动的洞见。史书美教授将“华语语系研究”定义为“对处于中国和中国性（Chineseness）边缘的各种华语意昂平台官方（Sinitic-language）文化和社群的研究”（重点由本文作者所加）[4]，此后诸多学者加入对华语语系内涵外延的讨论，政治旨归各异，但殊途同归的是以语言为核心的论述前提。延续上一节的讨论，如果超越语言，以物的视角出发，能否给这一充满论争的场域开辟另外的路径？如果超越视觉与理性，从嗅觉神经、味蕾和触感出发，有否可能拆解“华语语系”的建构范式，而开启另外的空间呢？这些问题十分复杂，但充满诱惑，有待研究同好深入其境去探险。
对气味作为“陌生人”这一故事核心，三位作者都有精彩回应。王欣然替我作了简明扼要的总结：“现代性追求秩序化的启蒙，排斥陌生人作为秩序的他者之所在，这背后是现代性对于国族、社会、性别等新兴身份的建构，其实质是对理性/秩序的神化与追逐，对矛盾的逃避和掩盖，对感官和身体经验的贬低与忽视，结果造成了后现代对现代的背离和反思。重新将作为陌生人的嗅觉体验纳入中国现代性的话题不仅仅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的感官视角，同样也有助于认清中国在现代进程中复杂含混的社会权力结构。”在文末她提出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和广泛，亦可用于其他感官领域。对此我深表赞同。“陌生人”概念在本书中更大意义上是一个隐喻，给无形无迹的气味一个容易想象的形象（行文至此，才发现又是视觉至上的无意识在作怪，是文本自身的悖论）。的确，“陌生人”无处不在，绝非嗅觉独有，本书也只是以气味为例，而意在给所有那些模糊的、暧昧的、“似橄榄非橄榄”说不清的东西一点关注。理论建构并非这本文化史写作的旨归，当然鲍曼先生的“陌生人”有其理论和政治的深意在。
鲍曼对“陌生人”的情有独钟源自对二战屠犹问题的反思，其更有名的著作是《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身为犹太人的他，想必对四处为家又无以为家的“陌生人”有着感同身受的认识，这是他思想的出发点，由此衍生出更广泛的讨论，关于秩序与失序、非此与非彼、自己与异己等问题意识。快进到2024年的当下，在加沙地带，当年的“陌生人”（犹太人）翻身做主人，正将坦克和大炮对准他们此刻定义下的“陌生人”（巴勒斯坦人）。历史之吊诡，令人无言以对。反思现代性的后学已经在书斋里流转了半个世纪，而真实的（物质的）世界里，屠杀和压迫仍以一元论的“真理”为名在继续。那血腥的气味，受害者鼻中噩梦的气味，而屠杀者必定会说，那是胜利的味道。陌生人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们如何讨论一个时代？盛清以降的现代中国闻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王欣然和季雯婷的书评都以问题开头，带出如何研究和书写历史这个问题。前者借用Svetlana Boym讨论怀旧时的说法，认为感官史的研究，令读者“得以穿越时间和空间，以一种探索空间的方式来感知时间”，读者因此成为本雅明所说的漫游者，“漫游回到历史与文学发生的现场”。这真是一个美妙的比方。王星明也提到“气味整合起自我、身份、环境和阶级等繁杂的名目，可以深度还原历史现场的复杂面向”。
看到两位不约而同使用“现场”二字，笔者忍不住会心一笑，在复旦新闻系就读本科时，那可是当时新闻理想中的buzzword（流行语）。看来本科教育会深入潜意识，也许我是在以新闻记者的嗅觉探索历史现场。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有句话，远在开始气味研究之前，我就很喜欢，他说历史学家就像童话中的巨人，每当闻到人的气味时，便知道宝藏就在附近。[5]历史当然有无数种写法，而感官转向的出发点，用大卫·豪斯的说法，即是挑战传统学术写作的“非具身性”（incorporeality）。再次感谢三位书评人，以“具身”的方式，以“漫游者”的姿态，体察书中各色历史现场的气息和脉动，带给我新的启发和思索。
[3] 《人工智能需要一套全新的道德规则——专访《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14期，页49。
[4]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2017），页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