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雨花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最集中的殉难地之一，这其中也有一群侨界员。他们中有的是世界一流名校的学界翘楚，有的在莫斯科经受洗礼锻造成优秀的战士，有的流亡海外不懈探寻救国良方和救民道路，有的怀揣爱国情怀远渡重洋寻找理想的真谛。
陈原道，又名伯康，安徽巢县人。1919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6月，出席第七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同年加入中国；10月，被党组织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3月回国，先后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河北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等职。1931年4月，因顺直党组织遭到破坏被捕。1932年，经组织营救出狱，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1月，在上海被捕，解来南京；4月，牺牲于雨花台。
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伟大壮烈的革命斗争史上，无数仁人志士和党的优秀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34年1月22日，时任苏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黄公略、赵博生、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陈原道……他们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和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提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的哀悼和敬仰。”
陈原道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闪耀着光辉。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党的事业建立了不朽功绩，光耀千秋。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激励后人不断奋进，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陈原道，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青岗乡的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他天资聪颖，学习极为用心。1919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二农）。
当陈原道走出农村来到学校，他就投入到如饥似渴的学习当中。他各门功课优秀，尤其擅长作文，把自己的人生志向与忧国忧民之情抒发在自己的作文之中。《重农说》提出“农为立国之本”，只有农业发展了，工业、商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富强。“苟农业昌盛，其出产也亦必丰饶。为工者继之以制造，则工业因之而发展矣。工业发展，而为商业又继之以运输，则商业亦因之而扩张矣。工业发展，商业扩张，则国家经济，无亏乏之忧，创设学校何难之有？学校林立，教育普及，也亦必矣。国家不期强而自强，人民不期富而自富矣”。《顾亭林先生谓天下兴亡、匹夫与有责焉论》中写道：“苟人人效先生格言之训，图国家富强之方，政府筹划于上，人民尽力于下，外侮不来则自守，敌兵前至则悍御。如是国家不期巩固而自巩固，人民不期幸福而自幸福矣。又何患国贫不富，国弱不强哉？”这些文章无一不是表达了陈原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伟大抱负。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也影响到了芜湖，陈原道对五四时期的进步思想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经常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尤其是李大钊介绍十月革命和劳农专政的文章。就在此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恽代英、萧楚女来到学校讲学，宣传新思潮。尤其是恽代英，五四前后写下了大量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鼓吹社会主义思潮，并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恽代英极富口才，演讲的鼓动性、战斗性很强。陈原道每次都是静静地听着，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1924年春，陈原道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带领学生走上街头，日货，领导学生参加芜湖黄包车工人反对军阀统治和抗租抗税的斗争，把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一面研究马克思主义，一面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芜湖工人运动和。他一直站在运动的前列，表现出极大的爱国革命热情和组织才能。他先后担任二农学生会主席、芜湖学联会及安徽省学联会负责人，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原道以芜湖工会、学生联合会、教员联合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各界人民团体和进步人士，成立“芜湖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组织，严厉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这一年，陈原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同年6月，陈原道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由于在革命斗争的出色表现，陈原道于1925年10月被党组织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等是同期同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苏联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政治骨干和理论人才。中山大学成立后，赴俄留学立即成为一种时尚。对于中国的革命者来说，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已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圣地与灯塔。陈原道等一批青年是由上海乘船抵达海参崴，再乘火车辗转到达莫斯科。船抵海参崴时，青年们十分激动，总算到了久已盼望的无产阶级的故乡！当大家看到海岸边一对对穿着大衣整齐操练的苏联士兵时，都不约而同挤到岸边，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当时就有同学感慨地说：“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像红军战士一样，拿着枪杆解放我们苦难的祖国啊!”下了船之后换乘第三国际早已准备好的火车去莫斯科。火车日夜行驶在西伯利亚的原野森林之中，在经过贝加尔湖时，看到那一眼望不到的湖面时，不知哪位同学喊了一声：“这就是苏武牧羊的北海呀！”接着一位同学带头，大家跟着唱起了悲壮的苏武牧羊歌：“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坐塞上时有笳声，入耳痛心酸……”，这首歌表达了留苏学子在异国他乡眷恋祖国的赤诚之情，表达了陈原道等有志青年们救国救民的宏愿。火车越过乌拉尔山脉后，即入苏联欧洲境内。前后经过十几天的旅程抵达莫斯科。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特别是政治工作干部的学校。与其他大学性质不同，学习期限一般定为两年即结束毕业，如果国内革命形势需要，则随时可以让学生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如有特殊需要，学生也可在两年后留下工作或继续进修。中山大学的课程，有政治学、经济学、东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苏维埃建设、唯物史观等等。有些课程是由斯大林或校领导亲自授课，有些课程则是由教师带领学生在莫斯科参观，如制铁厂、炼钢厂、纺织厂、十月革命博物馆、列宁博物馆等，让学员切身感受苏维埃建设的成就。陈原道十分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一到中山大学，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首先，俄语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对于初学俄语的人来说，语言这道关卡并不容易过。但他毫不畏难，以惊人的毅力攻克了俄语关。在练习俄文发音时，他对俄文三十三个字母的每一读音都不厌其烦地勤学苦练。为了发好俄语中特有的卷舌音，他常在口中含水反复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就能用俄语进行对话了。语言障碍解除之后，他更加地勤奋学习。星期天，紧张学习了一周的同学有时会结伴外出，去游览莫斯科美丽的风光，走的时候陈原道在宿舍内看书，回来的时候他还一动不动在看书。他孜孜不倦，大量地研读了《资本论》《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等著作，读书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思考。他平时不爱说话，不爱出去游玩，但开会发言时特别积极，侃侃而谈，而且条理清晰，内容充实。由于他勤奋好学，各科成绩优异，因而与沈泽民、杨放之、王稼祥等青年一道，被学校批准特任俄语课堂的翻译。陈原道为第九班的俄语翻译。陈原道的刻苦学习，使他深受校方赞赏，在同学中赢得了较高的威信。
在中山大学，陈原道认识了1926年由北京地下党选送来学习的刘亚雄。刘亚雄是山西开明绅士刘少白的长女。在父亲的影响下，在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下，刘亚雄性格豪爽，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青少年时期就坚定地走上了反封建道路。她在太原女子师范读书时就大胆地喊出“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在北京女师大，她和赵世兰、许广平、刘和珍等爱国青年，开展了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斗争，获得了鲁迅先生的坚定支持。两人相遇之后，刘亚雄对陈原道的博学多才和成熟稳重十分敬重，陈原道也十分欣赏刘亚雄坚定执着、勇敢直率的性格与勤奋好学的品格。他们经常在一起研讨革命理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9年初，陈原道回国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先前回国的刘亚雄任干事，任弼时为宣传部长。在任弼时的领导下，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陈原道是任弼时的得力助手，深得任弼时的信任。任弼时不在部里时，日常工作便是由陈原道主持负责。陈原道在工作中经常深入到群众之中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实际，以能够在下有针对性、高效地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陈原道与刘亚雄在工作中配合甚为默契，这两位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国内革命中再次走到了一起，不久便结为革命伴侣。1930年2月，陈原道调任河南省委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河南省委因连续三次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曾被迫暂时取消省委。到1929年冬，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恢复河南省委。陈原道到河南之后，与中央巡视员童长荣、郭树勋等人一起担负着重建河南省委的重任。
1931年1月，陈原道列席六届四中全会，并被补选为临时中央委员。会后，他受中央委托，组成以他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天津，解决河北省委内部分裂问题，并改组省委。陈原道一到天津，就立即向有关同志了解情况，研究解决问题的方针方法。经过一系列调查研究，陈原道提出了工作思路：“我们在方针策略上，既要对非组织的小派别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与揭露，又要团结其中受蒙蔽的多数同志，教育他们明辨是非，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路线上来。这是克服目前混乱状况的两个关键”。按照这个方针、策略，代表团把斗争的重点集中在少数阴谋分子身上，进行彻底的揭露与批判。同时，陈原道又冒着危险，日夜奔走于各级党组织之间，频繁和人谈话，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1931年2月河北临时省委成立，陈原道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同分裂主义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度瘫痪的河北党组织重新恢复并发挥了新的战斗作用。当年和陈原道一起从事这一工作的刘亚雄这样回忆说：“从1月下旬到4月初，短短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在叛徒到处追踪、搜寻的情况下，陈原道夜以继日，奔走于各个单位和旅馆之间，反复工作，有斗争，有团结，终于掌握了河北省党组织情况、部分干部情况，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原道同志是一个意志坚定、有涵养的人，善于接近群众的人。他平常寡言少语，不爱聊天，但是当他和同志们谈论问题时，却是循循善诱，从不厌倦。有分歧意见，则反复耐心讲解，以使对方心悦诚服。工作中，不论遇到什么艰险，都能处之泰然。有一位和他交谈过的同志说：‘我没想到原道同志有这样的说服力，他讲道理平心静气，让人开窍，我佩服他。’又一个对他比较熟悉的人说：‘他是一个真诚的人’。”
就在陈原道在河北为党的整顿工作取得胜利的时候，敌人对革命者的迫害却步步紧逼。1931年4月，陈原道、刘亚雄被敌人逮捕，9月被押解到北平，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当时，由于叛徒出卖，安子文、殷鉴、刘澜涛等一批河北、天津的干部也相继被捕、关押在这里。敌人不仅对狱中的员实施残酷的迫害，还试图用思想侵袭的方法，使被“感化”者“反省”、“悔过”从而叛变，这就是敌人的“反省政策”。身为河北省委组织部长的陈原道深知在狱中组织党员开展斗争、保持革命者崇高气节的重要性。只有形成坚固的党组织，才能更紧密地团结革命同志以形成核心战斗堡垒，来粉碎敌人“反省政策”的阴谋。陈原道和殷鉴、孔祥祯等同志商量后，组建了秘密的狱中党支部，陈原道出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根据党支部的决定，陈原道和难友们在狱中开展的中心斗争是敌人的反省政策。在斗争中，陈原道既注意斗争原则的坚定性，又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敌人使用请天主教堂的神父来监狱给犯人“布道”，强迫政治犯写“反省”体会的文章等多种方式使犯人“反省”。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狱中的同志采取不同的方式同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正如陈原道后来在向省委报告时说：根据狱中的特别情形，“我们的任务是：反对反省政策，加紧政治教育，武装我们的理论与实际，改良生活待遇及互相救济，中心是反对反省政策下进行我们一切工作。”敌人的阴谋在陈原道等同志的坚强抵抗下最终破产。陈原道还在狱中和党支部和同志一起，认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为此，党支部订立了详细的学习计划，要求全体党员和团员都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们还通过秘密渠道得到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李达的《现代世界观》《社会学大纲》，还有一些英、俄文的马列主义书籍，由懂外文的同志翻译成中文，如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共产国际半月刊》等。几十年后，当年的难友回忆他：“狱中党员紧密地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原道同志为保存和纯洁党的组织，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1932年陈原道与刘亚雄经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陈原道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当时的上海，弥漫，陈原道在险恶的环境中一直坚持工作。1933年1月上海失业工人举行反失业，遭到反动军警。因叛徒出卖，陈原道再次被捕。当时《时报》发表消息声称“捕获共党重要人物”。陈原道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中央让叛徒前来劝降。面对威逼利诱，陈原道正气凛然，毫无惧色。他对狱中难友说：“监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要在这里认真锻炼自己，更好地认识敌人！”4月10日拂晓，陈原道英勇就义于雨花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