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留学生，留苏学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符号，他们听从祖国号召，到苏联学习当时国内最需要的专业，回国后参与新中国各领域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相关统计，从1950到1965年，新中国赴苏联留学的学生及实习生达16000人左右，其中产生了二百多位两院院士。他们中的许多名字，也被铭刻在了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的史册中。
1948年8月，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派21名青年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当时选派的标准十分严格，东北局要求这些人必须是烈士和干部子弟。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学成归来、建设祖国。
1948年9月2日，这21名年轻人从哈尔滨出发辗转抵达莫斯科。一天后，他们被苏方安排在离莫斯科300多公里的伊万诺沃学习。1949年7月，这21名留学生结束了伊万诺沃的学习生活，并在新学年按照“祖国的需要加个人爱好”的原则，踏入苏联的各所高等学府开始进一步的学习深造。
1955至1956年期间，除个别人因病提前回国外，这批留苏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对于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技术专家，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按照中央组织部最初的分配方案，这批宝贵的大学毕业生将被安置在各大部委。然而在征求本人意见时，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愿意留在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北京，大家无一例外地要求到基层、到生产建设的第一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1年1月，应苏联共青团邀请，共青团中央选派22名学员（附带2名翻译，共计24人）奔赴苏联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零两个月。到1956年，共派出6期学员共计138名。1951年6月11日，徐世平等53名年轻的中国人民海军军官启程赴苏学习，揭开了新中国派遣军事留学生的序幕。1951年，东北地区还派出了80人的东北工业实习团作为实习生，进入苏联工厂学习，时间一般为1年左右。
1951年8-9月间，高等教育部派遣375名留学生赴苏联留学，学习的专业主要为冶金、采矿、电气、地质、建筑、水利、农业、铁路、交通、河运等，同时兼顾师范、俄文、经济、政治、文学艺术、外交、法律等方面。这批留苏学生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和领头人。
从1952年初开始，国家明确了选拔留苏学生的目的、指导原则，严格细化了留苏预备生的选拔办法。从1953年开始，关于留苏学生的选拔办法有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全国各地开始统一执行教育部制定的《1953年留苏预备生选拔办法》，留苏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从1956年开始，中央严格明确了选拔留苏学生的方针，那就是“争取多派研究生，少派或不派高中生”。为此，各部门在选拔留苏预备生的规定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和修改。
根据教育部相关档案，从1950到1965年，新中国总计派出7955人到苏学习，这个数字不包括实习生。根据宋健在《中国百年留》一文的统计，当时由工业部门和各单位独立派往苏联的实习生近8000人，如果把实习生也列入其中，那么总计留苏学生人数达到16000人左右。
1951年10月3日，赴苏巡视组成员林伯渠在给和周恩来的信中，反映留苏学生俄语功底不扎实进而影响专业学习的问题。同年10月13日，周恩来总理批示，筹办留苏预备部。从1952年始，准备派往苏联的留学生都要集中到留苏预备部，统一学习一年，主要内容是俄语学习和政治理论课学习。
当时周恩来总理指示，出国留学生不能搞得面黄肌瘦，国家再穷，也要保证他们的健康。据当时的学员回忆，伙食标准每月15-16元，午餐晚餐都是四菜一汤，早点花样也很多。从当时的一些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到：高中毕业生每人每月伙食费15元，津贴3元；大学毕业生每人每月伙食费15元，津贴7元；调干生 （工农速成中学）每人每月伙食费15元，津贴11元。相比国内一般大学生和机关干部而言，学员们的生活水准是比较高的。
在留苏预备部，从生活、学习各方面条件都变化了。早上除了大米稀饭以外，还有两个花卷，白面花卷。刚开始第一顿没敢吃，我把那两个花卷放在口袋里。准备饿了的时候再吃，哪知到了中午又来饭了，什么都有。以后我就逐渐抛弃了这个想法……我们感觉生活一下子进入了天堂。
留苏预备部还肩负着留学人员出国的一切准备工作。由于当时留学活动是国家包揽，全部负担，所以出国留学生的所有费用和生活物资全部由国家供给。据陈先玉老人回忆，每人满满两大绿帆布箱装了供五年用的衣物，此外，每人还发一个上课使用的装书和文具的小皮箱。
当时中央负责同志高度重视留苏学生的派遣工作。1951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宴请欢送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1952年7月29日，在接见了留苏学生，到今天许多当年的老留学生还清楚地记得同志讲：“送一个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的费用相当于国内25-30个大学生的费用，但是必须要送。”1953年7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欢送派赴苏联及东欧的留学生，他特别强调了留学生要身体好，学习好，纪律好。
毛主席对留苏学生很关心。1950年2月16日晚6时，和周恩来在中国驻苏使馆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发表了讲话，谈到希望留学生做到三件事：第一，要努力学习，掌握好建设本领；第二，要艰苦奋斗，因为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留学生在生活上不要同苏联同学攀比；第三，要锻炼身体，如果没有好的身体，即使学了很多的知识，将来回国以后也不能为祖国服务。应学地质学的留学生任湘的要求，亲笔书写了“开发矿业”四个字，周恩来书写了“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1957年11月17日，和来到莫斯科大学中外学生中间（图源：上海市欧美同学会）
1957年11月17日下午6点，和、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了莫斯科大学大礼堂，亲切会见了留苏学子，并发表了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离开会场后视察了留学生俱乐部，对留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毛主席的寄语，使留苏学生兴奋异常，“为党工作50年”成为了他们最诚挚的时代回应。共和国开国领袖的讲话，不仅鼓舞了留苏学子，也传遍了祖国大地，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
出国留学生是根据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派遣的，祖国的需要是留学生选择专业的首要考虑因素。留苏学生籍传茂回忆：“当时是这样，说国内有的专业就不派了。一般的理科很少，什么物理化学还有什么医学，这个国内都能培养，主要是重工业，大部分都学重工业了。”
到达莫斯科后，我正在听从我驻苏大使馆接待人员安排前往临时住处，突然一位使馆工作人员手中拿着一张电报之类的纸，口中叫道：“哪一位是朱训？”我听到之后，旋即跑到他的面前。来人对我说：“接到国内通知，要你改学地质，不学经济了。”尽管我对地质一词非常陌生，地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是很了解，但听从祖国召唤和服从党的安排是我们留苏学子的天职。我听了这个改变专业的决定之后，虽然感到很突然，但是没有任何不愉快和不高兴的感觉，欣然表示服从祖国决定。
除了朱训之外，对俄罗斯语言文学颇感兴趣的沈菊生学的是铁路专业；立志成为医生的籍传茂和水文地质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小对无线电感兴趣的郭树言成为了冶金专家；曾自我申报“地球物理”专业的谢自楚成了中国冰川研究的奠基人；酷爱俄罗斯语言文学的贾泽林改学了哲学；醉心于铁路和建筑的叶舜赞与土地规划相伴一生……
专业确定之后，留苏学生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中国留学生都深知自己身上背负着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重任，没有哪一个留学生敢有一点懈怠。他们发奋用功，用自己的汗水和坚毅谱写了中国留学生的精彩一笔。留苏学生沈菊生保存着一张中国留学生典型的作息时间表：一般是早上九点开始上课，下午一点半课程结束；用半个小时匆匆吃过午饭，还要上俄语课；四点下课后赶到图书馆，在图书馆抄笔记到晚上七点，此时图书馆要关门；回到宿舍，用一个小时做点简单的晚饭，然后上晚自习，要么继续抄笔记，查字典；要么温习当天的功课。大学前三年，从来没有在夜里十二点以前睡觉过。
所有课程都没有教科书，完全靠记笔记。为了听清楚，我们总是早去教室坐在第一排。点过名之后就完全陷入混沌世界。我拼命从老师口中抓那些能懂的字，尽力在本子上画，可惜太少了。一节课下来，每页只有零星又不完整的几个词，只好课后找同学借笔记抄，再逐字查字典。他们的笔记一般都不完整且字迹潦草，差不多每天都要弄到深夜两三点钟，仍是不得要领。第二天照旧坐在课堂上听天书，这时，我算是真正体验到了在俄专时候常常提及的坐飞机的感受……大约从二年级起，我基本上可以靠自己的笔记攻读。到了三年级以后，一些苏联同学在考试前要借我的笔记复习了。
1955年，在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展板前，中国留学生与莫斯科建筑工人愉快地交谈
为了使得中国留学生更好地学习，苏联方面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为了帮助外国留学生更多地了解苏联的风土人情，苏联共青团中央在上世纪50年代多次组织外国留学生暑期沿着伏尔加河和顿河游览，许多中国留学生借此机会饱览了苏联的迷人风光。中国留学生还对苏联的疗养制度印象深刻。当时的苏联宪法规定每个苏联公民都有休养的权利，中国留学生也一样能享有，每个学校都会组织学生进行为期10-15天的免费疗养。
在文化艺术领域，留苏学子在音乐、美术、电影、舞蹈、雕塑等各个领域不断演绎着俄罗斯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种种传奇，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成为了新中国文化星空中最璀璨的明星。如最早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得荣誉的小提琴家盛中国，他被世界权威人士誉为“最迷人的小提琴家”“东方的梅纽因”；著名歌唱家郭淑珍回国后，在积极参加国内外舞台演出活动的同时，还投身到中国新一代歌唱人才的培养上来，为祖国艺术的弘扬和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舞美设计师周正、电影艺术家汪洋、国家特级摄影师张尔瓒、著名画家罗工柳……他们为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农业领域，从1951年到1960年代初，国家每年都派遣学生到苏联学习农业机械和拖拉机专业。他们学成回国后，为祖国的农业现代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在我国规模最大的洛阳拖拉机制造厂，还是在国内水平最高的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以及原北京农业机械学院、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吉林工业大学、江苏理工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和洛阳工学院等农业相关的高校院所，都活跃着留苏学子的身影。他们中涌现出了成功设计我国第一个拖拉机改进型新产品——东方红-75履带拖拉机的商镇、国际农业工程学会第一位中国理事柱等杰出代表。
在铁路交通领域，1951年首批派遣的375名留苏学生中，学习铁路交通专业的就有25人。截至1959年，近200名留学生被派往苏联学习运输管理相关专业。这些留苏学生回国后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批铁道系统留苏学生程庆国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座铁路斜拉桥；冯叔瑜创立了新中国爆破工程的理论与工艺；曾任铁道部部长的傅志寰，1956年赴莫斯科铁道学院留学，他是新中国电力机车的奠基人之一，正是他主持了“十五”期间铁路的大发展和大飞跃，铁路提速、青藏铁路建设等跨世纪工程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1952年，列宁格勒铁道学院首批中国留学生正在认线年，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建成投产，当时一汽派到苏联汽车厂实习的就有519人
在地质勘探领域，由于新中国建设的迫切需要，从1951年开始到1956年，就有300多人派往苏联的各所院校学习地矿专业。截至1959年，共有761名地矿专业留学生被派往苏联学习，可以说，这些留苏学生铸就了新中国地矿事业的辉煌。后来成为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的地矿专业留苏学生有：郝治纯、涂光炽、张宗祜、丁国瑜、赵鹏大、马在田、汪品先、张弥曼、汪集肠、王思敬等，朱训、张宏仁、陈毓川、汪熊麟、净鸿铨、谢先德还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自然科学院海外院士的称号。他们对于中国的地矿事业起到了开拓者和奠基者的作用。
国防科技和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需要多领域的科技知识，需要各领域的人才，留苏学子在这一伟大工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如周毓麟在设计初期计算工作中，研究了有效的数学方法和计算程序；丁大钊为我国氢弹研制所需的基础核数据测量作出了贡献；吕敏为提高我国核试验物理诊断水平，建立较完善的诊断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黄胜年测定了中国第一颗金属铀部件的本底中子；袁承业组织并领导核燃料萃取剂的研制工作；童恺从事卫星应用研究，担任了北斗一号卫星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崔国良负责研制成功多种推进剂，使我国成为拥有当今最先进推进剂的国家之一；林华宝负责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卫星回收系统；姜景山是我国航天遥感技术的倡导者之一，微波遥感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孟执中是中国著名的气象卫星专家。此外，还有几十位曾留苏的院士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促进了我国国防科技和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为使我国成为世界航天强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截至2007年12月，建国初期留学苏联的两院院士为209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0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09人。
原标题：《他们中走出了200多位两院院士：新中国第一代留学生赴苏联求学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