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迅猛，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世界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与此同时，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不断冲击全球发展格局，各种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在此背景下，分析世界最大留学目的地国——美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动因，有助于为后疫情时代来华留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策略参考。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发布的《2023年度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23年美国留学生规模为105.7万人，同比增长11.5%，但相比疫情前2019年的109.5万人，下降约3.47%。2015年至2019年赴美留学生曾连续5年超过百万大关。历史数据显示，近70年来，美国的留学生人数逐年增长，增速有慢有快。如图所示，自1948年起，历时18年，美国留学生人数从2.5万到突破10万人；再历时33年达到50万人；而后到突破100万人时，仅历时16年。
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受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和经济需求利好影响，赴美留学人数呈快速增长态势，2010年至2019年净增留学生40余万人，堪称留学美国黄金十年（被认为是继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黄金五年之外的另一高峰期）。新冠疫情暴发后，2020年至2022年期间，赴美留学人数一度大幅下降。但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赴美留学人数实现了暴增，说明疫情对赴美留学的影响已逐渐消散。
具体而言，从在读学历层次的情况看，2022-2023学年赴美留学的研究生与本科生人数差距进一步扩大：国际研究生人数为467027人，同比增长21.3%，超过上一学年的17%。其中，硕士生人数达294923人，同比增长37.1%；博士生人数达141301人，同比增长4.3%；本科生人数达347602人，同比增长0.9%，基本与上一学年持平。从留学生来源国（地区）情况看，主要来源国（地区）为亚非拉新兴大国和经济体。中国内地学生以27.4%位列第一，印度学生以25.4%位列其次，同比增长35%，与中国内地学生的人数差距越来越小。从所学专业情况看，STEM专业热度依然不减，有55%的国际学生选择了STEM专业，其中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依然是最大热门，其次是工程类以及商科和管理类专业。
美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高等教育理论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对留学生具有7种“拉力”：向留学生提供奖学金、良好的教育质量、完善的硬件设施、较高的入学机会、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发达、获得丰富的国际生活体验的机会。同时，高等教育学者皮尔斯·苏珊（Pearce Susan C）认为留学生对美国多样性而言至关重要，多数留学生毕业后作为高素质的劳动者留在美国，为美国高等教育带去丰富多样的信息与观念，帮助美国人打开交流渠道和视野。可见，留学生教育与国家发展之间存在双向驱动作用。从客观角度来说，外交层面的国际关系变化、国家利益本能驱动、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等学府声誉追求等因素是美国持续发展留学生教育的主要动因。
1942年，耶鲁大学教授特纳（Frank M. Turner）在美国国务院委托研究的备忘录中提出了“文化外交”这一概念，认为世界文化中心已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世界进行全面领导。1946年，参议员富布赖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针对美国在他国的战后剩余物资处理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富布赖特法案》（Fulbright Act），即利用处置这些物资的所得款项资助美国学者或学生到国外学习、研究、交流，或支付外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的交通费用，促进了文化外交具体实践的形成。1961年通过的《富布赖特-海斯法案》（Fulbright-Hays Act）又实现了富布赖特项目的“政府行为和私人行为的共生关系”，使其逐渐成为全世界国际教育项目的典范。该项目实施70多年来，共资助了超过155个国家的数十万学者、学生、教育工作者，并培养出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家元首。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外交具有天然联系。虽然“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是构成国家软实力的三驾马车，但文化软实力的可塑性和灵活性更强，弥散性、渗透性、粘合性更长久，更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美国以富布赖特项目为代表的留学生项目，是促使其文化外交战略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支撑。
从正向动因来说，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在美国引起强烈震动，被称为“第二次珍珠港事件”，美国社会纷纷认为是因为学校没有培养出一流的科技人才而导致其落后于苏联。随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学校教育要与国家安全相结合，采取了密集措施并促成美国于1969年实现了人类首次登月。事实上，尽管美国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中间层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研发人员，受优良的科研条件、环境和待遇吸引而来。这些研究人员大多接受过美国的高等教育，具有深刻的留学美国烙印，在美国的高科技发展中贡献了重要力量。
从负向动因来说，2001年“9·11”事件给美国带来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使留学生教育向“对跨国联盟的价值认可”的方向转变。因此，美国一方面既需要留学生服务于国家社会安全，另一方面又担心高精尖知识“泄露”，于是呈现出开放与控制并行的矛盾现象。
2008年金融危机后教育资源的国际流动愈加频繁，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理念，留学生教育作为“无烟产业”受到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重视。截至2018年，全球留学生人数已突破500万人。如表所示，从2011年至2018年，世界前8名之外的留学目的地国占全球留学生总规模的比例下降9个百分点。除美国外，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同样使用英语教学且同为留学大国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因其开放的政策和高质量的教育水平，所占全球留学生教育版图越来越大。其中，英国表现总体稳健，虽占比略有下降，但从实际上看有着明显进步。而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因地缘优势和文化吸引力，逐渐成为留学的热门选择。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数据显示，2018年，在美留学生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达447亿美元。加州湾区是美国一流大学和高科技企业的聚集地。道格拉斯（Douglass J A）等人认为，美国针对湾区的国际教育发展战略，将为当地额外带来每年1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效益。而在金融危机乃至新冠疫情之后，美国政府削减了对公立高校的经费支持，而私立大学也同样面临捐赠收入减少的困境。因此，通过扩大留学生的招生规模，获取多倍于本土学生的高额学费，成为美国高校破解经费难题的重要措施。
美国诸多名校校长都有他国留学经历，十分清楚留学生教育对于学校国际声誉和影响力的意义。判断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条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其能否吸引世界一流学生来求学。人才始终是发展的第一资源，没有顶尖人才，就谈不上世界一流大学。“威斯康星思想”诞生地威斯康星大学，早已把服务本州的理念放大到服务全球，通过吸收留学生、召开国际会议、派出教授到国外教学等形式服务全球化教育目标，赢得国际一流声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以“多元文化”著称于世界的一流大学，其第二任校长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曾阐述过留学生教育对加州的益处，认为留学生对于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均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加州可以利用地理优势培养具有启蒙思想的亚洲学生。100多年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始终认为，学生的多样性是学校获得创新观念和取得创造性成就的源泉。基于此，该校教育研究中心总结认为，“教育理念、经济因素和进一步提高学校声誉的追求”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最主要动力，并将“自由”“包容”“多元文化”的办学思想延续至今。
中国现已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但在总体实力上仍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差距。通过借鉴美国发展留学生教育的经验措施，本文尝试提出面向后疫情时代发展我国来华留学教育的策略建议。
坚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近年来，习多次给来华留学生回信，鼓励他们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极作用，为深化国家间友谊与合作积极贡献力量。《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的印发，宣示了我国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的决心。从目前情况看，虽然中国很难直接获得如同美国培养留学生的科技创新红利和留学经济效益，但可以参考借鉴美国在二战后重塑全球格局的关键节点上，通过文化外交手段和文化软实力扩散来获取深厚国际人脉资源的策略。同时，来华留学教育应坚持中国特色，以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为抓手，提供智力、人力、技术、文化、情感等多方面支持，扩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使来华留学生成为深化中外友好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科学统筹规模、质量与效益。后疫情时代，中国高校应从“高增速”向“高质量”的发展方式转变，通过扩大学历生规模稳住基本盘，同时优化生源质量和结构，不唯规模论英雄。深化“提质增效”发展主题，通过实施质量规范、完善质量标准、强化质量保障、建设专业队伍等方式，做强“留学中国”品牌。提升国际化办学贡献度，开展校企合作培养来华留学生，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落地一批“小而美”的合作项目，助力中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通过来华留学教育强口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大力推进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走出去”，以过硬的教育质量和科技创新环境提升国际竞争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来华留学教育。
推动构建完善的治理体系。经过疫情大考，可望探索构建“一体化推进、趋同化培养、规范化管理”的来华留学生治理体系，不断提升高校治理能力。一体化推进表现为，高等院校作为来华留学生培养主体，与教育、外事、公安、安全、卫生、海关等政府部门合力下好“一盘棋”。明确各主体权力责任，协同完善来华留学教育治理体系。趋同化培养表现为，高等院校对中外学生的培养过程趋同。但要注意，“趋同”不是“等同”，在趋同化的过程中仍然要兼顾差异化发展。厘清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划分，发挥绩效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强化专业院系责任，推动培养过程精细化的重心下沉。规范化管理表现为，高校要打好“信息化、网格化、刚性化、人性化”组合拳：加快发展留学生教育信息化，提高数字技术胜任力；加强留学生管理队伍和辅导员队伍建设，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管理体系；构建常态化留学生教育督导机制，使奖惩机制更加刚性化；加强来华留学生中国国情教育，组织开展跨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实现人性化管理方式。（作者王新瑞系河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研究员，缪婧萱系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本文基金项目：2022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后疫情”时代做强“留学中国”品牌的多维动力与路径研究[2022SJYB0030]；2021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时代来华留学生教育中的中国文化传播策略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视角[2021SJA0019]；河海大学2022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编号：B220201103]）意昂3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