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颁布后的第一批学士毕业40周年。作为77级北大人的杰出代表和改革开放后北大毕业生中自费留学第一人，海闻教授近日撰写文章，回顾了自己毕业后自费赴美留学的难忘经历。以下为该文第一部分，后续内容将在本公众号连载，敬请期待。
2022年，作为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颁布后的第一批学士，我们毕业40年了。与大多数同学开始工作或考研究生不同，我毕业时选择了自费出国留学。当时，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高校基本上仍是计划经济体制，大学生毕业都是根据计划分配工作或在国内考研究生，像我这样不参加分配也不考研而立即自费出国留学的，在当年的北大，算得上是第一人。
作为自费留学生，一切需要靠自己，犹如当年中学生下乡插队一样。因此，大家谐称为“洋插队”。我在东北“土插队”九年之后，又在大学毕业后开始了自己的“洋插队”生活。最初两年的留学，靠的是勤工俭学，经历了各种挑战，也得到了人生中不同寻常的磨炼。
其实，出国留学的想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当时能考上大学就已经是意外惊喜了。出国留学？连梦都没有做过。最初萌生去发达国家留学的想法，来源于两件事情。一是改革开放开始了，我们佩服领导人的眼界和能力，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是因为他们到发达国家留过学，学过知识，见过世面。二是1980年北大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而我的下铺兄弟就是首批三人之一。出国留学，似乎已经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了。
有一次，我们一些同学拿着方凳在学校大饭厅看电影。电影放映前，大家无事聊天，聊到了出国留学。在哀叹公派名额有限时，我突发奇想地说，要不咱们给主席写信，让国家允许我们到欧美国家去“勤工俭学”？几个人越说越兴奋，恨不得电影不看了，马上回去写信。不过，等看完电影回到宿舍冷静下来，大家也就再也没有提起此事。虽然给主席写信的事不了了之了，但设法自费出国留学的“种子”已播在了我的心里。
当然，“种子”的发芽还是需要有外部条件的。不久，旅居美国的二舅回国探亲来了。我们虽无见面，但他听说我在北大上学，很高兴，就对我妈说，我若有机会去美国深造，他和同在美国的大舅都会支持。
于是，自费出国留学的想法开始有了实现的机会。但是198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美也刚刚建交，封闭已久的中国教育界，对自费留学的事既没有政策，也没有信息。问了不少人，都不知道怎么办。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四处打听，我基本搞清了申请途径：一方面，自己直接写信给美国学校申请入学，同时要有资助者提供经济担保；另一方面，在北大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组织同意后才能申请护照等。于是，从1980年秋季开始，我启动了自费赴美留学的申请程序。
首先，要找美国学校的信息。由于30多年的封闭，北大图书馆中外国学校的资料很少。听说北京图书馆资料比较多，我就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行15公里，到当时坐落在北海公园旁边的“北图”去查资料。那时没有复印机，查到学校的地址后只能一份一份地用手抄下来，然后将申请材料一封一封地用国际航空寄往洛杉矶附近的各个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校区。那时中国既没有GRE考试，也没有托福考试，英文水平只能用大学英语课的成绩。我们也没有电脑，连英文打字机都没有。除了学校的成绩单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其他大部分申请材料（如个人陈述等）都是“手抄版”。另外，我需要自己把中文的课程名称翻译成英文，有些课程不知道怎么翻译，我就去问厉以宁老师。他当时给我们讲“西方经济学”，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最懂。厉老师非常支持我出国留学，仔细地帮我校对翻译。有些课程名称他也不确定，就到坐落在静园四院的经济系资料室去查。他这种关心学生且又谦逊谨慎、一丝不苟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
同时，我开始向北京大学校方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在改革开放不久的1980年，从北大中途退学自费出国留学还是一件新鲜事。学校让人事处来处理这件事，人事处派人接待了我。不知是因为我给他们添麻烦了，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崇洋，总之，他们的态度不怎么友好。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申请，说要等上级部门批准。
几个月后，美国的学校陆续有了回信，多数学校说我的申请过了截止期，欢迎我申请下一年的。不过，我还是收到了加州州立大学长滩校区（CSULB）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同意我作为 “转学生”（transfer student）入学。
录取通知书有了，就等着护照了。从1980年秋开始申请，一直到1981年的6月份才办好出国护照，据说还是北京市委批的。随后，我就拿着护照、二舅提供的经济担保材料、美国大学办理签证的I-20表，准备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
美国大使馆设在北京朝阳区光华路。从西北角的北京大学到东南角的美国大使馆，有20多公里。6月中旬的一个早上，我借了辆自行车，晃晃悠悠地骑到那快11点了。警卫看了我的证件和材料后，就让我进到一个客厅，坐在沙发上等候。不一会儿，来了一个美国签证官，看了我的材料，跟我简单地聊了两句，就把我的护照等材料收下了，叫我回去等通知。“啊？这么简单？这么快？”原来的紧张和担心一下子全没了，我的出国留学梦居然快要实现了。
拿到签证后不久，我就去找81岁的系主任陈岱孙告别。陈岱孙教授1920年留学美国，1926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从1928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1953年院校调整后来到北大，一直在北大经济系担任主任。陈岱孙教授是一代宗师，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却又平易近人。师生们都亲切地称他“陈岱老”或“岱老”，而我更觉得他像爷爷一样可亲可爱。
陈岱老很支持我自费出国留学，但听到我已经办完签证要走，就不解地问我：“为什么那么着急？”我说，“我想早去早回”。熟悉美国高校的陈岱老就说：“你现在作为转学生出去，还是读本科。我们很多课程美国大学是不认的，而他们的很多必修课我们又没有上，你光补大学本科的学分就起码要两年，早去并不能早回。”我一听，顿时愣住了，但觉得确有道理。
陈岱老接着说，“你们还有半年的时间就毕业了，为什么不等到毕业再走呢？北大的学位也是很重要的，值得珍惜的。”“另外，北大的学位，国外大学是认可的。他们不会再去看你修了什么课程，而承认你的学士学位，你就可以直接申请攻读研究生了。”
陈岱老的一席话如露入心，醍醐灌顶。我回去后立即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推迟入学，在北大读完再走。于是我给美国学校写信要求推迟半年入学，他们居然也同意了。同时，专心致志地开始找导师，准备毕业论文。
我办好签证不走了的消息让很多人很震惊：“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走？”“夜长梦多，现在不走，一毕业就要参加分配，到时你就走不了了。”面对各种劝说，我仍无动摇，也不后悔，因为我并不是逃难，而且我也相信推迟入学不应该影响我再次获得签证。
一晃到了年底，完成了毕业论文后，我又该去办签证了。因为当时去美国留学的签证都是一次性的，且三个月内有效，我6月份的签证自然已经过期了。12月下旬的一个早上，我又像上次一样，从北大出发，晃悠晃悠地到美国大使馆时已10点多了。没想到半年之内，赴美签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没有人请我坐在沙发上等签证官，而且现在连大门都进不了，因为当天的签证面试名额已经没了，必须明天早一点来排队。
为此，我当晚住在了一个北京同学的家里，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冒着严寒赶往美国大使馆。我以为自己很早了，结果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还有人发号。虽然不是官方的，不过大家还都认，至少拿了号可以走动走动，不用一直在寒冷中排队等着。
大家一边等候大使馆开门，一边相互打听签证情况。我不愿多说，只是听听。不少也是去自费留学的，但都不是在校的大学生。签证开始后，每出来一个，不少人就围上去问。其实，签没签过，从一出来的表情就能猜到，真有不少被拒签的。快到中午的时候轮到了我，这时我已经在外等候四、五个小时了。签证还挺顺利，签证官很轻松地和我聊了几句就给重新签了，因为毕竟是北大的，而且上一次已经签过了的。
海闻，北京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兼深圳研究生院院长，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曾在黑龙江虎林县红卫公社下乡九年。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77级），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经济学硕士，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学硕士和博士。曾任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助教授和副教授（终身职）。1995年回国参与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4年创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08年创办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