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在泰国一个富裕的华人家庭。“七七事变”爆发后，她和另外两位华裔女生一起，凭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毅然奔赴战火纷飞的祖国参加抗战，历经坎坷，却矢志不渝。抗战胜利后，她定居宁波，成了一名教师，在三尺讲台上奉献毕生精力。
她，就是林苹。12月5日清晨5点多，这位传奇老人在市第一医院的病床上安然离世，享年97岁。林苹的不少朋友、老同事来到医院为她送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讲述着这位传奇老人的人生故事。
5日上午，记者来到市第一医院时，林苹的女儿傅百敏正和亲友们讲述着母亲离世前的近况，“她的身体还算硬朗，没什么毛病，最近半个月开始不停地咳嗽，上周住进医院，直到前两天，精神都还不错的。谁知道会这么突然就……你看她的样子，就像是睡着了。”
“母亲常说，宁波的冬天太冷了，泰国几乎是没有冬天的。”傅百敏告诉记者，母亲在泰国曼谷出生，19岁时没跟家里人说，就和两个女同学一起回到中国参加抗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和父亲相识，后来双双当了老师。母亲退休前是宁波九中的教师，父亲曾是宁波二中的校长。“父亲过世之后，母亲越发想念在泰国时的日子，我们每年都会去泰国探亲。”
“她经常会讲以前参加革命时的故事，说她见过、叶挺、项英，参加过游击队，也参加过新四军，还经常提起见到叶挺将军时的情景。当时，叶挺将军请她们这三个泰国来的小姑娘吃饭，笑着说她的眼睛是蓝的。”傅百敏说，母亲的前半生非常传奇，如今，安徽泾县的新四军军部纪念馆里还有母亲的照片和事迹。母亲一直很低调，平时不怎么出门，家里订了六七份报纸，白天就在家里看报，晚上一定要看完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节目之后才睡。
不少林苹生前的朋友、老同事都来到医院，为她送行。在众人的讲述中，这位传奇老人的人生故事被拉回到眼前。
离开泰国前邱及老师(后排右一)、林苹(前排右一)、钟美琪(前排右三)、许佩鸾(前排右四)的合影。
林苹，又叫林秀兰，1920年出生在泰国曼谷一个富裕的华人家庭，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林家在当时曼谷最繁华的地段——耀华力街，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食品店，在马来西亚还投资了橡胶厂。林苹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
到了上学年龄，她进了当地的华侨学校，并结识了许多同样流淌着华人血液的同学。那时华侨学校聘请的老师大都十分爱国，而且有进步思想。在这些老师的潜移默化下，包括林苹在内的不少学生都明白，自己的命运是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那时，林苹的理想是当一名史地老师，她也如愿以偿地考入了曼谷崇实中学的师范班。如果没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她很可能会在泰国成为一名老师。
然而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泰国，当地华人华侨纷纷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林苹加入了学生抗日救国会。那段日子，泰国的组织也在向学生宣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情况，以及中国的抗日主张，林苹阅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对革命圣地延安十分向往。
1938年9月的一天，林苹的好友，同样出生在泰国华人家庭的谭琼瑶偷偷告诉林苹，她马上就要回中国参加领导的抗日队伍了。林苹也想跟去，谭琼瑶觉得林苹没有准备就出发，这样不妥。她告诉林苹，帮忙安排回国行程的是邱及老师。
谭琼瑶走了，林苹的心也随好友一起飞向祖国。不久，有两个从未见过面的女生来到崇实中学找林苹，说她们都是谭琼瑶的同学，一个叫钟美琪，另一个叫许佩鸾。她们说，邱及老师知道林苹也想去延安，于是让她们来找她，因为近期正好有一艘船去香港，船上会有人照顾她们，到香港后找八路军办事处，由他们再安排去延安。林苹听了非常激动，但想到自己从未离开过家人，而且此去不知何时能归，心里有一些留恋和惆怅。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三个女生讨论了半天，决定出发之前不告诉家人和朋友，免去一切告别仪式。为筹措路费，她们各找借口，借出了家里值钱的金银首饰，拿到银楼变卖。
出发前，林苹将住校的东西打包，托同学带回家，并附上一封信，信中写着，她回祖国参加抗战去了，这是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不要为她担心。如果为抗战献身了，她也无怨无悔，因为这是她报效祖国的选择。
船在海上开了10天，由于晕船，林苹躺在船舱里吐得连饭都不想吃。到香港后，三个女生被安排进了一家隐蔽的旅店，几天后，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带来消息，说京广线铁路被切断，沿线一些大城市相继沦陷，去延安非常困难。
于是，林苹她们决定去广东，参加成立不久的惠东宝抗日游击大队(东江抗日游击纵队的前身)，以后有机会再去延安。离开前，当时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抽出时间来给她们送行。
1939年2月，林苹她们到了游击队的驻地，尽管游击队给予了许多照顾，但林苹她们还是感受到了与以前生活的巨大反差。因为水土不服，她们接二连三地病了，发烧，打摆子(患疟疾)，四肢乏力，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热。但她们都顽强地挺过来了。
虽然投入抗战后的艰苦远远超过了她们的想象，但报效祖国的热情支撑着她们去克服艰难困苦。除了生病期间，她们每天坚持出操，轮到夜间站岗也从不推辞，搞抗日宣传和群众发动工作更是倾注全力，从娇生惯养的柔弱女生历练成坚强的抗日女战士。
她们的奉献精神和工作热情得到了大家的好评，根据她们的要求和表现，组织上批准她们为预备党员。
知道林苹她们向往延安，游击队领导安排她们去新四军军部。在去新四军军部的路上，她们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暂住了一段时间，见到了新四军军长叶挺。
叶挺询问了她们在泰国的生活情况，告诉她们，抗战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而且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林苹她们表示，既然下决心回国来参加抗战，就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包括为国献身。叶挺听了，满意地笑了，说欢迎你们这样的有志青年来新四军。
1939年10月底，林苹她们赶到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泾县。她们先被安排到战地服务团学习训练三个月。
训练很严格，夜里还常常要紧急集合。有一次，林苹在温暖的被窝里多待了一会，结果早上出操迟到了。等她赶到操场，看见项英副军长站在那里，想转身溜掉，但被他看见了，只好硬着头皮走进队伍里操练。操练结束后，项英走过来，和气地对她说，以后不要迟到了，我们是军人，要遵守纪律。林苹红着脸点点头，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在战地服务团学习训练三个月后，林苹被分配到军部资料室，许佩鸾去了军法处，钟美琪去了印刷所。
当时，皖南的形势日趋紧张，新四军军部的首长经过研究，决定把有病和体弱的同志疏散，而到皖南后经常生病的林苹就在疏散的名单中。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告知林苹疏散的消息，并给她回家路费时，林苹哭了，说她不回家，她是来参加抗战的，就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李一氓把林苹的情况跟项英副军长说了。项英说，她一个从泰国来的女孩子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回家？要疏散也要把她的去向安排好。
于是，项英让人跟浙江的地下党组织联系，安排林苹去地方工作，还在繁忙的军务中抽出时间亲自找林苹谈了话。林苹没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她十分崇敬的项英副军长，因为在不久后发生的皖南事变中，项英同志壮烈牺牲了。
知道林苹要离开新四军去浙南地方上工作，钟美琪和许佩鸾都来送行。当时的林苹十分羡慕钟美琪和许佩鸾能继续留在大部队，她们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去延安。
多年以后林苹才知道，分手之后，钟美琪和许佩鸾经历了九死一生，在皖南事变的突围中，她俩和其他机关后勤的同志没能突围出去，被俘后在的上饶集中营关了6年。
林苹又一次踏上了征程，从安徽泾县辗转到了金华，又因金华局势复杂，去往丽水。
在丽水，林苹见到了老柯(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和陈金鼎(特委宣传部长)等同志，在他们的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
浙南的形势也越发严峻，不断传来有人被捕的消息。组织上安排林苹转移到龙泉，分散隐蔽。林苹单独一人住在当地一个地下党员的家里。
一天傍晚，联络站的一个同志跑来告诉林苹，说有叛徒出卖，特务已开始抓人，要她赶快转移，船已在城外的河边等着，天一黑就要离开。林苹顾不得整理东西，急急地往城外跑。赶到时，撑船的人说，要是再迟一步，他就解缆走了。
林苹他们又回到了丽水。当他们在一名地下党员的家里喝上一口热汤时，林苹这才想起当天是1941年的大年三十。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林苹又病了。病中的她流着泪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第一次把自己现在的真实情况和艰难处境告诉了家人。没过多久，组织上找林苹谈话，说日寇的大扫荡就要开始了，组织上决定分散隐蔽。
经陈金鼎介绍，林苹来到诸暨民众教育馆。馆长热情地接待了她，并帮她安顿下来。这位馆长当时才23岁，是湘湖师范的高材生，名叫傅千里。林苹事后知道他也是党员。
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傅千里与林苹在相处过程中互生好感。可是没过多久，日寇的大扫荡开始了，傅千里一边筹措撤离经费，一边开始安排其他同志撤离。就在这时，林苹收到了泰国亲人的信和三百块大洋，信中说，要她赶快回家。
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林苹听说海上航线已全部封锁了，也就是说眼下自己根本出不去。于是，林苹把三百块大洋全部交给了傅千里，让他用作同志们的撤离经费。
这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日子。林苹跟着傅千里，先到东阳，后去义乌，一路上吃尽苦头。在撤离的过程中，林苹和傅千里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傅千里为了生活，通过朋友介绍，去天台育青中学教书。生活稍稍有些安定后，傅千里和林苹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结婚了。
虽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林苹和傅千里从未忘记自己是员，他们先后辗转浙西南十几个地方和学校，一方面是为了避开特务的耳目，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党组织。夫妻俩每到一地，就在学校里组织进步学生开展活动，因此常常引起校方的不满并被辞退。
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林苹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她很想回泰国看望亲人，但还是回不去。两周岁的儿子不能没人照顾，另一个孩子又即将出生。老傅的收入刚够一家人的开销，哪里还能挤出一大笔路费。林苹只得再次给家人写信，告诉他们自己目前脱不开身。
1946年，宁波当时很著名的三一中学聘请傅千里任教。就这样，傅千里和林苹带着孩子来到了宁波。后来，林苹在三一小学也当了老师。这以后，他们就一直住在宁波，把教书育人的三尺讲台作为施展人生抱负的大舞台，并为此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1980年，钟时(钟美琪)、谭岚(谭琼瑶)、许可(许佩鸾)等当年从泰国回来的学生，在一次劫后余生的重逢中，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林苹。她们走访了许多参加过浙江地下党组织的老同志，最终联系到了林苹。
当时，钟时在福建龙岩，许可在广东佛山，谭岚在甘肃兰州。四个好朋友约定，在杭州会面，然后去北京看望邱及老师。
邱及老师是1953年回国的，当他知道林苹已与曼谷的家人失去联系多年，寄去的信都退了回来时，便猜到是耀华力街被拆迁的原因。他托泰国的朋友，找到了林苹家人的地址。
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林苹当天晚上就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不久，回信来了。信是林苹姐姐的女儿写的，她告诉阿姨，外公外婆多年前已去世了，妈妈常常流着泪说有一个妹妹在中国，这么多年没有音信，不知道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上一面……
1984年，林苹终于回到了阔别45年的泰国。曼谷变了，变得林苹几乎不认识，但人情没变，当年的同学和朋友都赶来看她。而让林苹抱憾的是，自己来迟了，一直盼望着能同她见上一面的姐姐眼睛已经瞎了，还得了严重的健忘症。
林苹拉着姐姐的手，哭着说：“姐，我回来了，我是秀兰，你的小妹！”但林苹的姐姐怎么也想不起妹妹了，她睁着暗淡无光的双眼，说：“谁是秀兰？”
在曼谷的日子，林苹除了去父母和哥哥的墓地祭扫外，还去母校看了看，剩下的时间就是陪着姐姐默默地坐着。病了的姐姐想不起妹妹了，但内疚的妹妹永远也不会忘记为她流干了眼泪的姐姐。
从泰国回到宁波后，林苹心中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恢复党籍。经过组织上的调查核实，1985年，林苹终于实现了心愿，恢复了党籍，党龄从1939年抗战时期算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