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需要以年为计时单位。这个最初由欧美人造出来的词被东亚人挪用了小半个世纪，却也没找到一个可以对应的本土化用语。而在学术圈，
“为自己多留一年的缓冲期，一开始以为很长，其实也相当紧张。找工作的同学，要掐着点去赶秋招、春招，申博也有大致的节奏，例如从8月份开始到12月份，内地不同学校公布报名交材料的时间，香港和国外的高校则会集中在年底和次年初，3月份开始面试，要控制好时间，一边申请读博还要一边做科研。”
来自复旦大学新传专硕的小乐说：“本该23年6月毕业的，计划延期到今年6月，做了这个决定，我觉得非常正确。”
“延毕以来我奔着读博的目标，没有再去实习，在项目申报和学术论文写作上投入更多精力，渐渐得到相应的回报。起码现在觉得心里比较有底，心态更稳，我没有那么紧张、焦虑，身体也好多了。”
当然还有部分同学想通过主动延期，给自己充足时间去找到更满意的工作。去年秋天，上海某211高校毕业生小雨曾顺利得到心仪公司的录用。然而在今年3月，小雨“毕业后秒切都市丽人”的美好憧憬被打破了——这家签约企业突然毁约。小雨没想到在毕业前会遭遇如此变故。无奈下又重新加入春招大军，但拿到几个offer都不甚满意，为了不随随便便就业，索性延毕了一年。
去年夏天顺利毕业的博士小徐也是主动延期的一员，利用延毕的一年继续自己的学术成果。在博二时，小徐的课题就有了翔实的数据，使用这些实验结果发表文章足以毕业。然而小徐认为自己所做的课题意义重大，深挖下去将会有更有意思的现象，在与导师交流以后，他毅然提交了延期申请。
一向自诩为小镇做题家的小丽说：“过去的我好像一直在学习，永远被一只无形的手push，甚至连高考志愿都是家人帮着决定的。至于gap这段时间我也不确定自己要干什么，但只是想要先迈出这一步。那意昂3招商，应该也不能算是gap，叫放慢节奏更合适。”
一方面，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模式的转变，博士也在扩招，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博士延毕率已超64%。无法按时毕业，大龄博士积压，越来越难发的论文成为研究生的难言之痛。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评估时代，所有与学术相关的人员都难免经历“考核”大关，甚至深陷于功利性“自卷”带来的愉悦感。
大部分高校都有明确要求硕士生发文，几乎所有博士生都必须发高级别论文。即便是被诟病为“研究风气功利化，导学关系利益化”，也不影响大多数高校将其作为毕业要求的硬性规定。
以上种种对于尚且处在迷茫期的Vansty来说，依旧存在。为了不屈从于同辈压力和社会规训的双重凝视，主动延毕成为她在进入“自卷”社会体系前，追寻真正自我的“第二条道路”。
“我在高中和大学时期就早已深谙应试教育的不足，因此我想去探索世界，认识自我，找到自己的本质和人生道路，站在事业角度上进一步细化自己的道路与方向。我迫切需要一个时间段去额外探索适合自己并真正想要从事的领域。”
对Vansty来说，主动Gap给了自己一次主导人生的机会。“在gap year的这一年中我做了好多准备工作: 从计算机意昂3招商、雅思、理论物理的探索（学习）中，我确定了自己喜欢并擅长的领域——攻读数学硕士方向，做数学物理方向研究。在实习过程中我清楚自己更想从事具有强科研性和创造性的工作，进入科研院所或者高校，因此读博士的动机是充分且必要的。”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姓教授对博士生延毕问题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见解：“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社会期待。在西方，社会空间很大，来自社会、家庭和自身的压力很小，虽然博士生延期毕业甚至淘汰的现象都很多，但之后他们会以各种方式进入社会。而在我国，延期毕业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让人担忧的社会现象，就是因为大家对博士的预期过高，过于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待博士生教育，功利性太强。”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陶志欢认为，“不同阶段的学校教育本质上是社会时钟的一种反映。”主动延毕的学生活在自己的社会时钟里。当实习、工作、写论文、科研、深造等等课题挤压在一起，他们决定主动延毕，争取多一点时间稍作喘息，再重新出发。“我们想变得更好，让未来的自己有更多可能性”。
近年来，高校博士生因超过最长修读年限被学校清退，博士生延期、超时被退学等毕业难问题越来越普遍。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介绍道，“清华大学统招博士生修业时限的规定为：普博生为3-4年，最长不得超过6年；直博生和提前攻博生（含硕士生阶段）为4-5年，最长不得超过7年。规定实施12年来，毕业生延期现象普遍。以清华大学生命学院为例，直博生平均在读5.5年，已超过规定年限，延期的博士生超过半数。”
博士生延毕的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为三年学制的不合时宜、博士教育质量的下滑或是博士自身消极学业，而是需要植根于博士生所处的受教情境中，理解其背后深层内涵：
首先，博士生在学习和科研上投入时长、发表科研论文数量和质量对其毕业存在显著影响。
在自身学业投入方面，科研时间、学业绩点等都是主要影响因素。据有关资料显示，博士每天在科研时间上增加2个小时，延期发生比可降低14.1%；专业课程每增加1分，延期比可降低2.5%。此外，若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则延期率超过无此经历的2倍。在发表科研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博士生发表高水平论文每增加1篇，延期发生比降低12.8%；博士学位论文的“双盲”评审平均成绩每提高一个等级，博士生延期发生比降低 54.2%。
在导学关系方面，博士论文选题、导师学术水平和导学计划对博士学业有重要影响。有调查发现，若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依托导师科研项目，则延期发生比降低20.65%；若导师指导博士生的年限越长则其学生的延期率越短，这与导师的导学资历有一定关系；且导师若为博士生制订严格培养计划，也可帮助其延期发生比下降44.94%；指导学生的频次若每周增加一次，博士生延期发生比降低 9.4%。
另外，不同的学科文化及学科知识生产方式对应的学科成果产出规律与周期明显不同。硬学科、软学科、纯学科、应用学科等不同学科博士生培养及学位论文撰写呈现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培养单位更具个性化、灵活性和动态性的培养过程及管理服务作为支撑。
“不能‘一刀切’，对不合理的延期管理制度必要时可以及时淘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说。
理论上讲，博士生培养的高效率必须建立在高质量的基础之上，但在很多时候质量和效率往往难以兼顾。追求高质量博士生培养要耗费诸多时间精力，经常以牺牲高效率为代价，而若过分追求高效率，又可能是以牺牲高质量为代价。因此，如何能在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和效率两大价值取向之间取得平衡，努力达成博士生培养质量与效率的双重优质保障，是需要持续深入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事实上，正如陶志欢教授所言，“不同阶段的学校教育本质上是社会时钟的一种反映”。
生活在自己的社会时钟中，找到自己“社会节奏”。在学术道路上，那些延期毕业的博士生或许正处于科研的向上发展期，延毕与否不能成为评判其科研亦或是社会价值的单一考量因素。对此，社会公众要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再者，持续优化高校的博士生培养及评价机制，需要政府、高校和教育部门等多方力量的协同。比如包括提供经费支持、改善科研环境和设施、加强导师培训和博士生评估机制等举措，提高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减少博士生延毕发生率，以实现博士教育培养体系的科学化、合理化。
最后，小编想对那些深受“延毕”焦虑的学生说，希望你可以摆脱焦虑、找到适应自己的社会节奏。无论延毕与否，都祝身处学术圈的你，肆意潇洒，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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