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0月19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下文简称：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迎来成立四十周年。
四十年来，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不忘初心、笃志奋进、服务国家，在国内最早提出创建中国媒介学，为新时代卓越新传人才培养主动探路，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唯一的研究机构签约高校高端智库联盟。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在开幕式上表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中心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深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促进学科融合创新，为学校加快迈向世界一流前列贡献更大力量。同时，服务国家战略和城市发展，围绕城市传播、全球传播等领域加速形成更多精品力作，提升咨政能级，为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构建、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注入复旦力量。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长单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媒体与传播学教授斯科特．麦夸尔，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陈颂清，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罗长远，新闻学院党委书记陆柳等在开幕式上致辞。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授孙玮作《立足前沿，引领学科，创新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四十年》专题报告。副校长姜育刚主持开幕式。
期间，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亚太城市数字福祉调研”、人工智能课程、城市国际传播，澳门科技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沟通力研究”、数字沟通与人工智能课程，“小宇宙”App“中文播客的公共价值”研究项目共同签约合作。
同时，该中心与IP SHANGHAI上海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围绕数字时代城市国际传播展开智库建设合作，与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签署共建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联创实验室协议。
一天前，在新闻学院办公室，孙玮与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团队成员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人文与人工智能”卓越大学教授Tobias Blanke相谈甚欢。围绕人工智能与媒介研究，双方达成共建工作坊以及讲座互换的意向。
近年来，从计算机到电子工程，从手机终端到人工智能，智能媒介的渗透让人们忽然意识到传播媒介的巨大威力，以及它作为文明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性动力。媒介变成各学科的中心点，成为“搅动人类文明的漩涡”。这也是团队“十四五”规划的核心关键词。
站在40周年的节点回望来路，复旦大学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前沿布局，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
在那个吹着改革春风的年代，大众媒介爆发的能量初见雏形。1984年，复旦大学从学校层面开始筹建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经过一年时间，1985年6月13日，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由此诞生中国第一所高校传播学研究机构。
中心成立之初，便埋下一颗跨学科的种子。研究人员来自复旦大学不同学科，新闻系教授郑北渭任顾问、系主任徐震出任主任，哲学系副教授余源培、新闻系副教授居延安分别担任副主任。这就是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前身。
2000年2月，在原有基础之上，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正式组建。同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时也是全国首批106个重点研究基地中唯一的传播学研究基地。一年后，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举办，成为国内首个由高校发起并主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
2003年，中心主持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项目启动。威斯康星大学潘忠党教授担任译丛策划和海外联系人，黄旦和中心陆晔教授分任译丛主编和副主编。
作为中国大陆首套传播学研究专著译丛，一经出版，迅速成为国内传播学译著出版的转折点和风向标，扭转学界对传播学“只有观点、没有研究”的认识，为日后传播学经验性研究产生推动作用。时至今日，这些书目仍旧是新闻传播学甚至是人文社科大类的必读书目。
成立40年以来，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不仅见证中国传播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更以其卓越的研究成果和创新的学术理念，逐步形成以理论和范式创新为核心、服务国家和社会的高水平学术共同体，在全球传播学界树立独特的“复旦品牌”。单波称其为“新闻传播领域的领跑者”。
从徐震、丁淦林、张国良、黄旦，到孙玮，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先后有过5任主任。“很多东西都变了，比如技术环境。但要说传承，我觉得是老师们对学术的热情、态度以及严谨、负责、创新的基本学术素养始终未变”，孙玮说。
“把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队”，是教育部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指示。
对中心团队来说，是提出创新理论范式，引领带动中国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是“不仅仅为复旦传播学做贡献，更是为国家传播学做贡献”。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说。他曾任研究中心主任长达14年之久，见证了研究中心成长、壮大。
2005年，由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与新闻学院共同组织的复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正式开班，这是我国第一批文科暑期学校之一，也是全国新闻传播学界第一个暑期学校。20年来，近两千名学员毕业，多名成员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带头人、校级、院级行政负责人、学术骨干，被称为新闻传播里的“黄埔军校”。
当年还是新闻学院博士二年级学生的白红义参加了第六期暑期学校。“当时，国内很少有这样可以和国内外顶尖传播学者对话的机会，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甚至还有已经工作的人。”
在那次暑期学校上，赵月枝教授提到一篇关于记者的研究，与他的研究兴趣有关。“当时，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尚未出版，赵老师帮我联系到这位北大的作者，获得论文全文。”如今，白红义已经是新闻学院新闻学系系主任，也是研究中心的一员。从记者转型成学者，他再次走向学术田野的深处。
围绕打造“国家队”这一目标，中心制定了一系列科研规划，重点聚焦新技术环境下的传播效果、当代传媒研究等领域。
引领带动中国传播媒介实践发展，2007年，研究中心举办首届“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论坛，以期刺激学者们围绕特定主题，“互为切磋，共享所得”。
“过去多年，论坛都以‘城市传播’为核心概念，一开始投稿的人并不多。中心也曾有老师表示过担心，但做学术不能苟且。学术研究不要跟热点，而应该让我们做出来的研究成为热点”，黄旦说。迄今，论坛已连续举办十八年，以高水准的学术研究和前沿性的议题，在海内外传播学界获得很高的学术声誉。
就在同一年，一场关于中国传播研究之未来的学术研讨会开启学界探索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之路。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与深圳大学联合举办系列研讨会，成了学者们就中国传播研究的“西方化”与“本土化”、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挑战、目标和路径选择开展对话的平台。
与安徽大学共建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建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与云南大学共建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扩大中心的辐射力，发布《关于我国新闻传播学科未来发展的建议》的报告，呈送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高教司……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引领大陆传播学学科发展。
其中的关键，黄旦和孙玮都归功于“有组织科研”，即做学术研究的“明眼人”，不重复他人研究，确立领域，凝聚方向，开辟出一个新的领域或学科增长点。
城市传播并非城市形象公关等字面意思，而是试图以“城市”作为贯穿人类文明演变的基点，在人类“存有”方式的层面，重建传播与人之关系的传播学创新范式研究。
通过对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变迁现象的关注，“十二五”到“十三五”期间，研究中心将科研规划凝聚在“城市传播”之上，提出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理论观点。
以跨学科为特色，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举办“2013城市传播学术对话会”，邀请来自新闻传播、历史、艺术、经济、建筑等领域的24位专家学者参与，并出版国内第一本跨学科的城市传播研究论文集。
围绕“可沟通城市”概念，中心组织师生们开展大量实证研究，提出在将上海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城市的“可沟通性”，即通过增强城市内部及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和互动，提升城市的整体活力和吸引力。
该理念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认可，并被采纳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相关研究成果已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新创办的《国际大都市发展研究》期刊创刊号上发布，为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此外，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还积极参与实际的城市建设项目。作为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指导下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首批共建单位之一，中心与多个机构共同建立了“联创实验室”。通过整合规划、设计、艺术和传播等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探索综合性解决方案，从而激发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推动城市空间的优化与创新。
2014年12月，“城市传播”首次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次年，孙玮获得“新媒体环境下的城市传播研究”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2016年，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十二五”测评中获评优秀。在参与测评的15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位列第四，是新闻传播学领域唯一获得优秀的基地。
通过组织各类高端论坛、国际会议及学术工作坊，中心成功搭建起一个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切问近思半月谈”等学术沙龙活动邀请各界学者专家，融合多元学术观点和视角，进一步聚合研究力量。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汉堡大学、墨尔本大学等海外知名学府的合作，进一步提升了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设“城市传播”从本科到硕士、博士、中英文双学位的系列课程；列入新闻学院博士招生方向……“可以说，我们用十年时间，将城市传播建设成为新的学科点”，孙玮说。
“理论意识、经验取向、全球视野、本土关怀”，这十六个字，是中心一以贯之的学术主旨。自成立以来，中心致力于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体系。
数字技术时代，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报纸、电视的主宰地位，智能终端、无人驾驶、互联网金融都成为媒介，渗透在社会领域方方面面，仿佛水电煤气等基础设施一般，无孔不入，成为颠覆性力量。
在中国，智媒的发展有其代表性特色。黄旦曾记得，在一次出访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期间，他曾做了关于中国特色媒介学的报告。“他们认为这个研究突破了西方研究的传统路数，走出中国自己的路子。如果我们的研究完成，他们愿意翻译成英文。”他直言，“我们要抓住这个经验性的机遇，在未来十年做出一片天地，产生有全球影响的研究。”
“‘本土化’并不只是话术上的改变，而是学理上的一种需要，要用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和本土现实相结合。”曾在国外从事量化研究多年的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学院教授潘霁说。
2019年，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与伦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巴黎政治大学拉图尔媒介实验室联合主办了“数字传播研究方法”全球学术工作坊。在会上，潘霁向各国专家首次介绍了“算法情境”的概念。基于中国丰富的数字媒介实践，这一概念在会上受到专家们的广泛认可，并成为当年国际工作坊的主题。
“本土的理论建构需要在全球性对话中才能有新的推进。”潘霁说，理论创新要兼具本土性和全球性，既要关照本地经验，又要让别人在学理上明白，并且能够形成对话。
基于对中国媒介形态的深刻洞察，中心积极探讨如何将西方经典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学术话语体系，产出一批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成果：诸如“媒介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破域：数字时代的媒介论”“传播研究范式的变更：媒介学的兴起”；“Communicative Cities and Urban Space”英文论文集；“中国新媒体理论与实践丛书”；“传播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系列丛书；《可视化新闻：数字新闻生产的创新与前瞻》论文集，等等。
在积极探索学术创新、鼓励学科融合开放的同时，团队也不断开展课程创新与教学改革。目前，成员们共同开设《媒介技术导论》《媒介融合》《城市传播》《无人机新闻》《新媒介概论》等近十门创新课程，覆盖本硕博各个层次。中心多名教师联合开设的《智能媒介概论》课程，入选复旦大学首批AI大课。
与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及解放日报上观智库中心共同发起筹办“长三角数字城市研究合作体”，展开长三角城市群数字沟通力调研；联合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韩国延世大学城市社会空间信息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及墨尔本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发起“亚太可沟通城市研究联盟”；与IP SHANGHAI上海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及文汇智库共同主办“上海论坛2023”高端圆桌暨亚太可沟通城市研究联盟首届论坛……
“无论是提出‘城市传播’还是中国特色媒介学，我们都非常学术化、理论化。但是，得到学界、政府、新媒体和主流媒体的认可。我认为，这种学术的共鸣对中心来说是最大的成功”，孙玮说。
2022年，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在最新一轮全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测评中，再度获评优秀，为新闻传播学领域唯一连续两次获评优秀的基地。
四十年弹指一瞬，落在纸上变成35页、近两万字的《大事记》。以《大事记》的方式，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按照40年来的学术思想、学术事件，将原始材料串联起研究中心发展的脉络。
“后续我们将据此形成口述历史，这不仅是中心40年发展历程的记录、复旦大学传播学40年发展历程，也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历程。”
“要做好学问，不下功夫是不行的。”谈及未来，孙玮表示，中心将持续完善并确立媒介学研究范式，突出中国传播学研究特色，跟踪数智大潮，全面转向“数字沟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继续带动引领中国传播学研究前沿，为全球传播学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