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国际传播根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理念，以学科本土建设为根基，追求国际传播伦理重构。既往国际传播研究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国际传播研究常偏离为国际关系研究，进而简化为国家间话语权的博弈研究，始终缺乏能够形成共识的根本性理念，无以开拓国际传播的多元研究面向；二是主体参与的组织化问题。在传统国际传播研究中，国家、组织、机构等行为主体受到重视，而普通民众则长期缺位。在数字和媒介化时代，个体高度凝结在全球交互网络中，是参与国际传播的能动主体。个体与个体跨越国界的情感联结，将构成最基本的文化交往范式。公众的主体地位必须在国际传播研究中显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明确的主体合作和公众参与指向，可以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的共识性理念基础。
首先，该理念区别于美国主导的、基于特定文化价值的世界扩张主义，也区别于地方保守主义，强调尊重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鼓励地方性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最终实现全球性共识的构建。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数字和媒介化时代以人为中心的国际传播实践场景相符，“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是多元主体参与的人类共同实践。数字算力的国家资源基础和计算传播的科学方法相结合，为系统地分析公众的交往行为，引导、动员公众参与国际传播提供了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自下而上的国际交往实践将构成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框架，有助于挖掘公众在国际传播研究和实践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一是本土经验与普遍理解之间的矛盾。美国早期所践行的传统实证研究，以特定区域内的有限人口（数据）为基础，试图以小见大地抽象出普遍性结论，实际上忽略了不同地区、文化、代际、种族、民族等变量间的差异。不作充分辩证的理论迁移，往往导致学科理论在解释地方现象时水土不服，进而产生对学科本身的质疑。
二是批判性研究不可调和的内生性矛盾，具体体现为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在知识生产和传播理念上的零和博弈。先发国家指责后发国家政府所设置的传播障碍是在妨害信息的自由流动，是对民众信息权益的蔑视和剥夺，而后发国家指责先发国家是在瓦解本国的宗教、地方文化和国家主权。双方争论的焦点明显不在同一维度，基本脱离了传播学研究而深陷国际关系的泥淖，遑论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生产。
针对本土经验与普遍理解之间的矛盾。计算国际传播研究通过搜集大规模数据样本、采集自然行为数据，生成更为翔实、可依赖的理论生产资料。依托算力系统，数据的收集和观测动态、实时、透明，兼顾纵向和横向比较。因此，计算国际传播研究在数据层面超越了地方性掣肘，兼具时空面向，以确保经验和理论的适应、矫正与调整。
针对批判性研究不可调和的内生性矛盾，即批判性研究从各自立场出发，缺乏沟通基础的问题。计算国际传播研究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构建开放、共享、透明的数据平台，完善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系统性，研制完整、可见、科学的因果推测工具，最终形成可理解、可证伪、可普及的研究结果。
在具体操作上，计算国际传播研究要求研究者明确汇报研究设计、样本选择、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等细节，并鼓励研究者在论文中提供原始数据和代码，以增加研究的可复现性。通过这套方法应用流程，计算国际传播研究最终实现对既往国际传播研究困境的破局。
诸多学者已共同关注到“计算”“数字化”在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和理论空间，但尚未开启对国际传播研究的想象。浙江大学教授吴飞等人提出“数字共通”概念，涵括了“数字基础设施层面的连通、文化符号意义层面的转译和理解，感情层面的共振共鸣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对话”，强调主体间的视域交融、共同显现。传播学者韩少卿和巢乃鹏构建了理解计算传播学的“计算性—计算认识论”理论框架，并提出三条基本假设：传播是可计算的，即具有可计算性；存在可计算性的基础，即人类传播的大数据（数字客体）；计算能够提升传播认识的科学性。多位学者在计算宣传、智能国际传播、精准国际传播等方面努力耕耘，积累了多元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关怀，计算国际传播研究将萃取其中精华，拓展国际传播研究的边界。
计算国际传播研究离不开组织技术环境、数字基础设施、数据算力建设与高校人才资源的综合支持。首先，“数字中国”建设的推进，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一代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为计算方法驱动的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试验田。
其次，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2023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推动算力、数据、算法融合发展，深化行业数据和算力协同应用，构建可信计算网络环境。近年来，中国计算传播学发展迅猛，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开设相关专业，配备专门的研究人员，培养计算传播领域的专业人才。
综上，计算国际传播研究的开展具有坚实的理论资源、国家政策、数字设施和人才供给基础。通过系统整合上述理论资源和学术思想，计算国际传播研究有助于国际传播研究发展困境的破解，可以成为未来国际传播研究的新命题。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传播战略研究”（22BXW028）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