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顽劣，六岁时，识得几十个繁体汉字，便懵懵懂懂上了小学。那个岁月就爱上了小人书，整天抱着连环画，看图识字速度快，强于班上同学，三年级便开始读小说了。先是读中短篇，后来竟也迷上了长篇小说。
那个年代，小学功课简单，偏科倒也无妨，我的成绩都还说得过去。挨父亲的打，往往都是因为我在外惹祸，比如打架，比如用弹弓射大院里的路灯、门灯，比如跟一伙玩伴外出，与街上的孩子斗殴。
父亲揍我的方式与大院里其他工农干部不一样，他一声不吭，猛地上前，对着我的就是狠踹一脚，轻声一句儿时的家乡话：我卷死你!我忍着剧烈的疼痛，一声不吭，眼里充满着怒火与愤恨。闯祸受罚之时，家属楼里，上下左右邻居的窗口，都传出了各家父亲高声叱骂和训斥声，皮带的抽打声，玩伴们凄凄惨惨戚戚的鬼哭狼嚎，汇成了一曲高亢的悲怆交响乐。
这种挨揍的事件一周半月就会发生一次，于是更加重了我对父亲的仇视和怨恨，尤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与对我的“暴力”相反，他在机关学校里，看到其他人都笑脸相迎，甚至连我的同学来我家，他都是嘘寒问暖，关爱有加，被人称为好好先生。我渐渐猜度出一个原因：这种发泄愤怒的方式，是他维护一个知识分子尊严的特殊变态心理，而我的一声不吭，是出于一个倔强顽童本能的反抗，却也无形中配合维护了他的尊严。
到了中学里，我读小说，他并不反对，有时还同意我到大院里的图书馆去借小说。后来，每到寒暑假，我借来的小说在垫被和席子下铺满，夜晚，打着电筒在被窝里看;满月，借着月光看。那本《苦菜花》就是在月光下，一夜之间读完的，生生地把视力2.0的眼睛，迅速读成了四百度的近视眼。这些偷读闲书、不务功课的事情，难道父亲不知道吗?
其实，我深知父亲也与我有同好，因为他的床头时不时也放着小说传记之类的读物。白天他上班了，我就抢读为快。记得那本刚刚出版的《三家巷》被他放在枕下，临上班时，他警告我，这书不是小孩子看的，你不能看。但他越是这样说，我就越是好奇，他一出门我便废寝忘食地加紧阅读起来，连父亲回家都不知晓，直到那黑色的皮鞋重重踹在我的上时，我才从那个革命加恋爱的故事中惊醒过来。
同样，那三册《红楼梦》，他发出了更强烈的严重警告，我就只好放弃了偷读的欲念，直到下乡插队时，才通读了何其芳作序的那三册《红楼梦》。而溥仪的那本《我的前半生》，他却没有对我发出警告。原来父亲也是一个爱读枕边书的人，下乡后读到李清照的诗句“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正是写照。让我感动的是，在我怨恨父亲的少年时代，这份枕上的习好，却成了一道雨中的风景，剪不断，理还乱。
中学时代，我沉湎于阅读大量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包括开始阅读苏联小说和其他欧美小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虽然一知半解，故事情节却是吸引人的。甚至在课堂上，将书放在抽屉里阅读，老师的讲课全然不入耳。于是，我的数学成绩和外语成绩急剧下滑，初二期终考试时，数学成绩竟然58分，挂了红灯笼，好在作文得了全班第一(并列)。
某次，我摸着红肿的，一种耻辱感油然而生，想起了《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徘徊在海边欲投海自尽时的情形，渴望走出家庭，也成了我的愿望，这种潜意识深藏在我的心底里。
1964年，父亲参加了省委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去了南通掘港;母亲早在1958年就由省供销社下放到南京三岔河的肉联厂，带着大哥住在下关，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祖父去了北京叔父家;我一个人带着弟弟留守在家，虽然辛苦地挑起了家务重担，却也获得了充分的自由，那是我脱离父母管束的幸福高光时刻。
好景不长，不到一年，父母亲都回家了，一切如旧，但是，我发现父亲的情绪更加低落了。有几天夜里，他伏案写作，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满屋的烟气从东屋穿过厕所厨房，传到了西屋，让我感到蹊跷。
次日，趁他上班之际，我偷偷去东屋，轻车熟路地从他枕下藏闲书之处，找到了一叠材料。封面上那一行醒目的大字《向无产阶级投降书》，顿时让我五雷轰顶。从这份材料中，我才知道，他填写的家庭成分是大资本家兼大地主，本人成分是大学生。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些材料上面许多令人震惊的文字，特别是详细地记录了他1943年由辅仁大学社经系肄业后，西迁就读于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19 46年毕业，赴上海善后管理所工作的情况。那是一所国共合作的机构，也就是做“接收大员”，方面，它属于华东局一分局一地委管辖，上级直属单位就是江苏省委。
1946年后在上海善后管理所工作，1949年后在苏南行署供销合作社工作，1955年至江苏省供销社工作，1957又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干部学校学习，毕业时受到了主席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接见
谜底似乎揭开了，怪不得1949年后，父亲定级为正科级，但整整三十年，身边的干部都一个个加官进爵了，父亲的级别却纹丝不动，没有升过一级。我们都以为是家庭出身的原因，所以，每到填写家庭成分时，我们只能战战兢兢像做贼似的填上“革命干部”，在祖父那一栏里填上“商人”。其实真正的谜底是在父亲去世后才揭开的。
读了这份“投降书”后，我才开始真的懂事了，也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家庭和我本人未来的命运。经常有父亲的同事和好友来家里聊天，起初，父亲让我出去，不要听大人谈话，我便躲在门口偷听，或趁着给客人续茶时，多滞留在屋里一会儿。再后来，我成了“旁听生”，父亲一再叮嘱我，大人们说的话可不能外传。
革命时代的到来，让我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在人人自危的时刻，家长们都放低了身段，即便是工农成分的高干家庭，也都没了动武的声息，因为他们都成了“走资派”，闹革命让我们这些顽劣少年也成了革命分子。家属楼里的打骂声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全家人“早请示、晚汇报”朗读最高指示的诵读声。
某一天，父亲拿回家一叠四尺整张的大白纸，要我照着他们单位革命组织起草的一份草稿，用毛笔抄成大字报。我满腹狐疑，他们其中许多人都是大学毕业生，为什么非让我这个十四岁的毛头少年抄写呢?我怀疑是他们中间谁也不想被人看出是自己的笔迹，就让我这个曾经临过半个月书帖的人去抄写。
父命难违，且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蔼地和我说话，让我受宠若惊。抄毕，父亲眼中露出了难掩的满意之情。第二天，大院里的人都在围观这张大字报，他们都在猜测是谁的笔迹，众说纷纭，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肯定是一位老家伙写的，因为其中多为繁体字，书法也还不错。父亲回到家中，脸上明显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这是我少年时代得到的唯一的最高精神奖赏。
终于，我在革命时代里等来了脱离家庭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最高指示尚未发表前，我就像五四青年那样走出了家庭，主动投奔到广阔天地里去了。天真浪漫与争取自由的诱惑，让我对未来充满向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段苦难的历程接踵而至，让我在这个人生的社会大学里，经受了炼狱般的考验，方知在这样的革命大熔炉里，正如鲁迅所言，那里并没有面包和奶油，更多的是污秽和血。
无巧不巧的是，插队一年后的1969年，中央发布了“一号命令”，为了防止修正主义的苏联发动战争，把所有的干部分散到各地去。于是，父亲从镇江句容桥头镇的省五七干校，投奔插队子女，和一批“带薪下放干部”一起，来到了我插队的水乡。是我又回到了父亲的怀抱，还是父亲回到了我的怀抱呢?
两年的“散阵投巢”生活，我们无话不谈，在寒气逼人的冬季，凛冽的寒风从泥坯的墙缝里钻进来，却挡不住我们彻夜长谈的热情，终于，“多年的父子成兄弟”的谚语，在真实场景中再现于我们共患难的日子里了，谈人生，谈政治，谈前途。在煤油灯下，我们还各自看我从其他知青那里借来的世界名著，交流读书心得。在草房子里夜读枕边书，成为我们每日的精神大餐，而让我最后悔的是，我没有让这个曾经在教会学校里读书的人帮我补习英语。
就在一个“能饮一杯无”的寒冷冬雪夜晚，我们喝了一点小酒，躺在各自的床上，听他讲述了我们三兄弟起名的秘密含义：1950年，父亲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党和国家满怀崇敬和希望，期望把新中国建成一个强大和平的国家，所以就给哥哥取了一个寓意和平的名字。
而1952年在我出生之际，正值“三反五反”运动之时，在苏州阊门的苏南公署供销合作社，他和处长一同被作为“大老虎”隔离审查，后来审查结论定性为冤假错案，当他们被放出来的时候，父亲便给我取了一个谐音的名字，让自己汲取这个沉重的历史教训。从此他性格大变，成为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因此，在1956年“大鸣大放”时，他一句话都不说，成功地躲过了一劫，以志纪念，给我弟弟直接起了一个禁言的“鸣”字。
1973年，第一次恢复高考时，父亲为我找来了许多复习材料，并辅导我的数学。很快，我就掌握了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一扫初中时对数学不感兴趣的萎靡。然而，那一年张铁生事件爆发，加之我祖父的成分问题，我成了弃子，连考试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年，父亲去了扬州的省商校。
次年，在生产队全体社员按手印的推荐下，我终于有了一次考试的机会，恰恰在当年的考试题中，就有一道最难的一元二次方程的题目，我迅速地用公式代入法顺利地解了题;作文更不在话下了，因为当时我已经是公社的通讯员了，就像如今县创作组的下属成员一样。从拿到试卷的那一刻起，我就不紧张了，哪怕坐在我邻座的上海女知青看到试卷后昏厥过去，被担架抬出考场，都丝毫没有分散我考试的注意力。
考试分数最后并没有公布，但是那位监考的公社语文老教师，传出了我是最高分的信息，尤其是作文为满分。我写信告诉父亲，父亲意昂代理鼓励我报文科学校。当年分配给我所属公社的文科名额，只有复旦新闻系的一个名额，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志愿。孰料公社团委书记兼知青办主任来找我协商，他说：论条件，你是最符合这个专业条件的，但是公社书记的侄儿也选择了这个专业，只能委屈你去扬州师院化学系了。我说，我对化学一窍不通。他说，你不是在供销社搞过菌种肥料的培训吗?
无奈之下，我打电话给父亲，他只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话：三十六计走为上。拿到录取通知后，我第一时间就给扬州师院递交了转系的报告，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如愿进了中文系，学号是全班最后一名，第37号。
去了扬州，又和父亲团聚了。从扬州师院步行到省商校，也就半个小时，在那几年中，我们谈及的问题已经不只是生活、政治、社会和人事的问题，而是我的发展前途的问题了。我在学校申请入党，却屡次推荐都没有被批准，支部书记就是我同寝室的兄弟，不用多问，我自知是家庭出身的问题，和父亲当年多次申请入党一样的命运。
在留校无望后，感谢扬州教育学院的那位中文系的女主任，从众多的人事档案中选中了我这个成分有瑕疵的毕业生。“革命干部”的父亲不是员的梗，是阻挡他1949年以后申请入党的障碍，也成为那个时代我们兄弟申请入党的屏障。可父亲和我们始终解不开的谜，则是家庭成分并没有阻挡我的亲叔叔1949年就加入了，并作为北洋大学水利系的高材生，顺利地进入了水电部的高层。
1977年，父亲调回了省里。1978至1979年，我去南大师从叶子铭和董健做进修教师。这一年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我打电话给父亲，他正要出差，电话那头他一迭声说：“好，好，好!”等他回到家中，便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五六本《文学评论》杂志。他说，我把那个大城市邮电局里所有的这期《文学评论》杂志都买下来了。我满含泪水接过杂志，竟然说不出一句线年，我和父亲商量好了，去烟台二马路，看看他儿时居住的那十几间老屋。孰料，次年的一月下旬他便查出患了癌症。那天，在肿瘤医院的病房走廊里我痛哭流涕，我和在南京的弟弟，整整83天轮流陪护着他，每天都是趴在床边睡觉。父亲不忍，总是闹着要回家，其时，也正是妻子怀孕临产之际，父亲在弥留之际的3月17日，还在断断续续地问道，孩子生下来了吗?我告诉他，今天就要进产房了。
那天晚上，我奔到八一医院，妻子已经在产房里了，护士说可能下半夜才能生，让我起个名字。我在这些天的焦虑中，早就想好了名字，因为这个孩子姗姗来迟，男的就取“迟”字，女的就模仿父亲当年用谐音来表达一种纪念。我立马又回到肿瘤医院，彻夜无眠，盼望着孩子早点出生。
早晨，母亲和弟弟来换班，我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奔向八一医院产科病房。看着抱出来的女儿，我无语凝视了半天，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心中既欣慰又遗憾。如果能把女儿抱到父亲的床前，让他看一眼多好啊!后来与妻子同病房的产妇们都在议论，你丈夫的脸色不好看，是不是重男轻女啊。他们哪里懂得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呢。殊不知，我急着奔向肿瘤医院，要趁父亲还有意识的时刻报信给他，因为父亲说过，我们家三代都是男丁，女儿好啊。当我趴在父亲的耳边，告诉他这一消息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出连贯的词语了，只吐出一个“好”字，两行眼泪便流淌在瘦骨嶙峋的面颊上。
1984年，做出一项重要的决定，全国清理个人档案中的一些不必要的材料。一个管理我父亲档案的兄弟告诉我，在我父亲的档案里有这样的一段记录：1946年在上海善后管理所工作时，和都拉他入党，他说，君子不党!这四个字被当时的党组织某个领导人定了性，批下了六个字：此人不可重用!这个谜底终于揭开了!这是父亲再也没有想到的，那时他再努力，我们再努力，也都不能加入，根源在此，历史在这里沉思。
而更有戏剧性的结局则是，这一年的12月9号，其时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随叶子铭先生编辑《茅盾全集》，学校党委在我多年没有向党组织写过思想汇报的情况下，批准我成为一名预备党员。荣哉，喜哉，悲哉?在父亲的墓前，我无线岁早殁，今天是他百年诞辰日，反思他的一生，他生的不伟大，死的也不光荣，甚至有些憋屈，但他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却是宝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