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成为过去时。这一年特不平凡，无论从大历史看，还是从小历史看，皆不平凡。百年中的一年，一年中的百年，这厚度和重量，百年稀有。
今年恰逢《新闻大学》创刊四十周年。一个刊物的命数邂逅时代的运数，其意义就非同寻常，其价值会呈几何级数增进，登高望远，能见时代之大，世界之远。
此时回望，《新闻大学》创刊号刊载了59篇文章。这规模相当于本刊今年半年的产量。作者队伍的首发阵容也极尽奢华：既有新闻主管部门的官员，如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陈沂、时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王揖；也有著名媒体的总编、台长，例如《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文汇报》总编辑马达、《文汇报》副总编辑陆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邹凡扬等；还有知名报人，诸如徐铸成、陆诒、冯英子等；学界作者也是群星闪耀，有王中、李龙牧、谭其泰、陈韵昭、宁树藩等；还有当时风华正茂的学界新人李良荣等。
创刊号内容精彩纷呈，几乎篇篇都是干货。文章以问题为导向，文风质朴，没什么穿靴戴帽，花拳绣腿，更无学术八股之风。文章论题在大方向上聚焦“新闻”这个核心主题，但各篇具体关注点和落点参差有别，涉及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实务、新闻人才培养，远及国际新闻理论、实践、历史，有的直接翻译国外的文献成果，新锐，前沿，且有深度。其中，有两篇极有分量的文章：王中先生的《论新闻》以及陈韵昭先生的《传学浅谈》。
概念是理论的铆钉，“新闻”这个概念是新闻学的拱顶石。王中先生的《论新闻》重新界定“新闻”这个轴心概念。《新闻大学》开篇就以新闻的名义，对“什么是新闻”进行理论界定。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问题。
其实，“新闻”概念早在20世纪初的新闻学理论初创时期就明确下来了，为什么80年代还要回到原点、重新翻炒这个老概念？这与“文革”期间将新闻扭曲成为极端政治工具不无关系。王中先生的《论新闻》将“新闻”定义拨正。此文发起了新闻学界“真”理标准的讨论。只有把“什么是新闻”搞清楚，弄明白，新闻学的理论根基才会牢固。
一切伟大的思想和行动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陈韵昭先生的《传学浅谈》是中国传播学启蒙之作。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么一颗传播学理论“种子”经过四十年的生长，披枝散叶，长成榕树般的中国传播学参天大树。更没想到的是，传播学的引入会给中国新闻学知识谱系和理论架构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新闻学和传播学成功嫁接，见风快长，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合欢树”。因有传播学的加持，新闻学理论和方法得到结构性的补给；传播学这个逐水而居的“游牧学”者，找到新闻学这个定居点之后，在中国生根开花，成就了“新闻传播学”这个新型学科。
但是，新闻传播学因遭遇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巨变，学科边界迅速扩张，知识加速膨胀。新传播技术革命刺激了知识的激增和信息的无序扩张，而人的认知能力并没有匹配性的增长。基于超负荷信息概括的科学认知，不确定性骤然升级。大数据理论与技术虽能努力解决认知和管理复杂性难题，但不能根本上解决信息超载带来的认知不确定性问题。阿里·克鲁格兰斯基认为，由于人们有认知闭合需求（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需要确定的答案帮助他们建构结构化、有秩序、明确和可预测的社会存在。在数据超载、信息爆炸、人的认知承压超重的当下，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无法穿越充满表象的世界，即便有人工智能加持，我们也难以洞穿快速膨胀的不确定“黑洞”。
在此，我们要重申新闻的价值，回归新闻的初心。王中先生在《论新闻》中提出，“作为科学的新闻学必须回答人类社会为什么必然产生沟通信息活动的道理。”舒德森则认为，新闻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为那些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赋予意义，为复杂的世界的运转方式提供解释。这种解释可能在很多时候是过于简单化的，甚至是有偏向的，但它始终体现着人们以严肃的、合乎逻辑的方式理解社会的努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复旦大学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主任、《新闻大学》杂志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