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昂(中国)官方平台网 欢迎您!
400-888-8888

王佳航 刘嘉:从“想象受众”到“量化受众”:融合传播生态下新闻生产观念的革新与固本

时间: 2024-09-11 | 作者: 小编

  王佳航(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嘉(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将“量化受众”作为新闻生产观念变革的重要驱动元素,梳理创新经验,并针对创新中衍生的新问题,探索建立新边界、新规范的方法路径。

  “这是一个解构专业与重建专业的时代。”[1]新技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范围从局部扩展到全系统全生态。传统新闻生产的边界被突破,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边界正在建立。在十年来的媒体融合转型实践中,媒体的新闻生产观念不断创新。

  新闻生产观念是指导具体实践的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从业者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可以视为新闻生产的方法论。“以受众为中心”是指媒体新闻生产、传播与运营中的受众本位观念。然而,数字时代这一观念遭遇解释力危机,其核心问题是受众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媒体的受众认知也必须随之转变,由此引发媒体新闻生产实践的大规模创新。

  在传统的大众传播语境中,受众是大众传媒信息的接受者或传播对象,包括报刊读者、广播听众、电视观众等。进入融合传播环境,受众转变为传受合一的行动者,实践界倾向于以“用户”来称呼。传受关系的改变引领了媒体新闻生产观念的变革。

  编辑部如何认知受众是“以受众为中心”这一理念在新闻生产实践中的具象化。从一定意义上说,融合传播生态下新闻生产的基本逻辑从“想象受众”转变为“量化受众”。尽管报纸经常做读者问卷调查,电视台也请调查公司做节目收视率的调查,但是这些数据相对滞后,且缺少对个体受众的描述。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中,记者对受众的预测建立在一定的想象与经验假设上,按照媒体的惯例进行文本撰写、音视频生产。洛杉矶时报记者马特·皮尔斯曾表示:“今天早上我想了很多,我们的受众应该是谁。主流媒体大多倾向于一个抽象的观点,即无论你制作什么样的新闻,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消费它。”[2]这句话表明了新闻生产者与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传统媒体时代缺乏准确的受众数据,新闻生产主要基于记者的具体经验与专业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形成一套惯例,从而确保记者的工作与未知的受众产生连接和共鸣。“想象受众”的生产模式有高度的主观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事实上对于编辑部大多数采编人员来说,受众仍然是默不作声的一群人。数字时代,受众不再是模糊的、主观的想象对象,而是可以通过精确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描述的具体的人,随着用户画像技术的应用,千人千面、精准分发成为媒体的基础能力。这一变化使得新闻生产和传播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基于大数据分析和精细化的受众测量工具,媒体能够通过各种数据源(如内容发布情况、传播情况、访问流量、受众反馈等)深入了解受众的兴趣、行为模式和消费习惯,并可以通过各种即时网络通信工具联络受众,受众成为可计算的受众。新闻生产也转向“量化受众”模式,即新闻编辑部依靠越来越丰富的受众数据进行生产。

  新闻生产传播模式从“想象受众”到“量化受众”,虽然给新闻从业者带来一定程度的技术焦虑,但是也带动了新闻编辑部的一系列观念创新。

  第一,嵌入新闻生产全过程的流量观念。流量指网络上传输的数据量,是进行受众分析时常用的计量单位。“当受众习惯于通过微信公众号、新闻客户端、微博等数字端口阅读新闻时,以10万+为代表的流量数据体现出一种新的对新闻的评估标准。”[3]媒体融合转型十年来,已经初步完成各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融媒体中心实现了数据赋能,可量化的受众数据贯穿于新闻生产流程。例如,人民日报“中央厨房”“运用云计算、大数据、AR、VR等新技术,把内容和数据作为业务重点,打造了集热点监测、线索发现、精准推荐、效果追踪、用户分析、运营管理等为一体的数据化、智能化采编运营体系。”[4]在中央、省(市)、地市、县域四级融媒体新闻中心有相似的数据分析系统。热点监测指在新闻信息采集环节引入社交媒体平台热点数据库,社交媒体平台上因用户点击形成的热点与舆情成为媒体选题的来源之一。精准推荐是指依据用户画像借由智能算法分发机制进行新闻信息的精准分发。效果追踪、用户分析指各类数字平台可以把内容发布情况、传播情况、访问流量、受众反馈等数据及时反馈给编辑部。从一定意义上说,流量观念成为编辑部的创新动力,因为流量数据可作为内容社会影响力的衡量依据,也是媒体获得广告等经营收入的依据,内容的传播数据在反馈给媒体编辑部之后,一般作为从业人员绩效考核的依据之一。

  第二,内容产品化观念。受众数据分析嵌入新闻生产过程之后,编辑部从重视内容采编转向内容产制与内容运营并重。伴随新闻传播渠道从报纸、电视等传统端口向互联网平台迁移,单个作品可以测量其观看、转发、评论等传播数据,内容产品化这一新理念应运而生,这意味着媒体对受众的认知主动告别“想象受众”的模式,转而更加重视如何依据受众需求定位产制和传播内容。很多媒体增设了运营岗位,致力于内容产品化运营,连接可计算的受众,提升移动客户端、社交媒体平台账号的传播力。澎湃新闻提出呼唤“产品经理意识”,把新闻当成“产品”来考量:对选题的敏感性、可能的影响力、人力资源安排,特别是对最终产品的技术可行性、路径可达性做出综合判断[5]。编辑部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对受众需求的前置考虑,对作品的传播有助力作用。随着媒体融合进一步深化,内容产品化的媒介实践也进入更大的空间。中国新闻奖融合奖项自第33届开始设置为融合新闻和应用创新两项,这意味着内容的产品化特征被业界和学界广泛认可。例如,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出品的《时光博物馆》等作品,先发起设立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的创意体验馆,再做融合形态的报道,并设置话题讨论,这一新闻产品超越了作为文本的作品边界。此外,一些媒体设置运营中心,承担受众数据监测和分析工作,统计作品在第三方平台的传播数据,以及全网传播量千万级以上的“爆款”产品。

  第三,新闻报道方式的新观念。“量化受众”背景下,编辑部在新闻业务层面也进行了诸多创新。首先,吸纳和利用多元生产主体的观念。融合传播生态下,内容生产主体多元化,专业媒体、政务新媒体、商业“自媒体”等都成为内容生产主体。不同主体都在学习和适配平台算法进行内容生产创新,以获得高流量,非专业媒体打造出自己的话语体系、表达方式。主流媒体由于不再受发布渠道的限制,也逐渐吸纳其他生产主体的生产理念,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栏目《大国外交最前线》采用Vlog报道方式,使时政新闻风格焕然一新。其次,连接受众,增强受众参与。用户通过弹幕、留言、转发、投币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某些内容的喜爱与关注,这成为新闻线索的来源。而融合传播生态下,媒体也从单纯的报道扩展为对这些受众线索进行筛选、验证和深化,转变为内容的策划者和把关人。此外,媒体也积极引导受众介入新闻生产,提高公众对于社会话题的卷入度,致力于通过“联结”促进受众间的对话,以解决社会问题。再次,情感表达和情感动员。在“量化受众”背景下,媒体的情感表达、情感动员与公众的情绪唤醒同样受到重视。研究者对融合传播环境下创新的新闻报道案例做了研究,总结了媒介化的苦难[6]、媒介化的愤怒[7]、媒介化的温暖[8]等媒介实践话语,显示出主流媒体在情感基调设置、情感动员等方面的理念创新。

  第四,时间和空间观念嬗变。在追逐流量的绩效压力下,媒体关于时间、空间的理解也在创新。一方面,在“量化受众”背景下,对时效性的争夺达到极致,媒体的定时报道转变为实时报道。突发新闻报道则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为了抢时间争夺平台“热搜”榜,突发事件的报道演变为渐进式多模态的报道方式,直播、短视频、快讯、详尽报道……渐次推出。此外,媒体设立了转载“白名单”。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未在新闻现场的媒体发现奔赴现场的时效性弱于转载其他在现场媒体的报道,因此有公信力的媒体之间建立了可信任的转载“白名单”,这体现了时间挤压之下现场报道常规的变革。另一方面,媒体在“量化受众”背景下,也改变了报道范围。由于互联网的无界,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受众已经不局限于地域性受众,并且对于受众来说远方热点事件的新闻性强于本地的服务性资讯,因而在内容分发平台上,地方性媒体账号往往也大量报道全国性热点新闻,转载全国性热点报道。

  新闻生产观念的创新是主流媒体在新技术冲击之下的探索。这些新观念的提炼来自实践,并对媒体面向互联网受众的新闻生产和传播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这些新兴生产观念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引起各界反思。

  第一,受众数据的可信任度和使用边界。受众数据为媒体新闻生产提供了具象化的依据,想象中的受众需求满足正在变得可计算可认知。然而随着这些数据被用于新闻生产、广告投放,也引发了新的问题。从“想象的受众”到“量化的受众”,通过数据分析,新闻生产者能够更准确地了解受众的需求和偏好,从而纠正了以往对受众的想象性偏差。但数据并非万能,在算法机制操控下这些数据指标是否准确描述了真正的社会需求与舆论影响力?数据是否在说谎?受众的浏览时间、转发内容、选择标签等被衡量的“数据指标”是否代表了真正的“受众”?部分受众的互联网参与受自我呈现习惯或相关政策抑制,这可能意味着受众数据有一定程度的失真。此外,在内容分发平台,有大量的配合算法生产的“内容农场”,有购买粉丝、做虚假流量的商业性公司,这使得动辄几千万的受众阅听数据未必完全真实,从而也影响内容生产决策。再者,受众数据无法覆盖全部受众群体。尽管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大多数人群,但仍有一部分人通过传统渠道获取信息。对点击量和流量的追求可能会导致算法忽视或削弱那些声音较小的群体,使得这些群体在公共领域中难以获得被关注和表达的机会,从而被边缘化。因此,基于量化受众而进行的新闻生产与传播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拟态环境”的失真,如何对这一风险如何进行规避,尚未有可靠方案。

  第二,对新闻生产中媒体主体性的反思。流量是一柄“双刃剑”。依据“量化受众”进行新闻产制和传播是媒体与受众关系的变革。受众分析技术在新闻业的使用使得“以受众为中心”这一理念更为深化,受众权利进一步提升。但是,这也意味着媒体主导权向受众的让渡。在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中,强调媒体对受众的引导,媒体的内容生产贴近想象的受众,媒体的内容品位往往要略高于受众。例如,报纸副刊倡导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对受众是一种引领,财经板块的内容对于投资者的投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融合传播生态下,“有了大数据,饿死总编辑”[9]。更值得反思的是,“量化受众”的生产模式之下,寻求高流量引发的新问题:内容质量下降——内容娱乐化和公共性消解。“量化受众”的生产模式是否走向了矫枉过正?媒体也在实践中进行着专业判断与流量数据之间的博弈和边界协商。

  第三,对新闻生产中受众主体性的反思。“量化受众”更重视受众的群体性数据,而忽视个体受众的真实感受,这种模式也引发了对受众主体性的担忧。在算法驱动的新闻推送系统中,受众的个性和选择往往被数据所取代。这种算法驱动的新闻推送系统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数据,提供定制化的内容,表面上看似乎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但实际上限制了用户接触更广泛内容的机会,减少了他们深入思考和评估内容的能力,甚至导致受众被群体矮化为娱乐化的平庸的数字公众。长此以往,用户的内容消费习惯可能会变得单一化,公共讨论空间也会因此而缩减。

  第四,情感唤醒的边界。在融合传播生态下,新闻生产者呈现出行动与情感的双重转向。但是,“社会学需要拓展理论和实证研究程序,使其能够测量到人们全部的情感,而不是口头汇报,或者纸笔测验获得的有意识的情感”[10]。尽管数字时代对受众情感的大数据分析使得受众的情感唤醒更为可见,但是情感计算仍在一个非常初期的阶段,业界和学界对情感传播可能带来的真实图景还缺少完整描述。从一定意义上说,情感传播在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中的泛滥不容忽视。过度的情感传播可能导致信息的失真和偏见的产生,影响公众的理性判断。媒体提供客观、准确的新闻事实仍然尤为关键。媒体应当努力平衡报道的情感表达和事实陈述,避免过度戏剧化或情感化的内容误导受众。在平台社会,与信息过载一同到来的沉重负担还有情感过载。生产者和传播者对受众的情感唤醒是一种传播权力,然而对这一权力的滥用正在导致一些受众被迫采取“数字排毒”和“数字断联”的措施减少自己的情绪消耗。

  不可否认的是,流量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嵌入新闻媒体既有的生产体系中,促使新闻从业者更加重视受众偏好与流量指标。受众数据的量化,为新闻生产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量化数据使得新闻生产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受众的需求,从而在内容创作和传播中做出更为精准的调整。另一方面,过度依赖量化数据则可能会导致新闻和观点传播的偏差,从而为媒体带来信任危机。在这一背景下,保持批判精神,对融合传播生态下媒体的内容生产观念探索进行审慎的省视,坚持守正创新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从“想象受众”到“量化受众”,媒体应如何做到既重视对受众分析技术的采纳,又防范其带来的相关风险?

  第一,坚持系统性创新。“以受众为中心”的理念关涉媒体的内容生产、社会服务和经营等整体业务。应该意识到受众的变化是媒体内容生产变革的底层逻辑。媒体内容生产创新中的新问题,一定程度上缘于局部创新与媒体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未能充分磨合调适。受众分析技术嵌入媒体内容生产全流程,媒体内容生产从“想象受众”模式转向“量化受众”模式,需要资源、技术、体制机制、管理措施等一系列支撑,应以系统性理念做好顶层设计。

  第二,融合传播生态下,应重建新闻生产的规范。在平台社会,基于信息开源获取、渠道开放共享、生产主体多元化而形成的“开放性”是新闻生产的重要特征。受众观念的变迁带来了新闻生产的系列变革。从“想象受众”到“量化受众”,新闻生产者对受众的认知有了一定的扩展和深化,媒体内容生产旧有的观念被突破,但是新的边界尚未完全建立。对于媒体的创新实践,守正创新是应有之义。尽管融合传播生态下,内容生产的“量化受众”模式有很多新的突破,但是提供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报道仍是行业的基石。过于追求受众点击量造成很多新问题,例如一些媒体未经核实转发虚假信息,为了提高用户卷入度而建构的情感体验却激发了网络极化情绪……在专业性和流量之间,媒体应建立起新的行业规范,这亦是新闻生产观念创新的反思和修补。

  第三,新闻生产观念创新需处理好技术与人的关系。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从传播者本位出发强调职业生产者的规范,基于对受众的想象满足其需求。而在融合传播环境下,媒体重视对新技术的采纳,重视受众数据分析,这为未来新闻业的发展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新闻生产方式也将进入更具现代性的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受众数据分析的引入并不等于唤醒受众的主体性。因为未摆脱工具理性,人们对技术的追捧使其陷入了对技术的依赖和人的异化的困境。在技术和内容生产互嵌程度加深的趋势下,内容生产的观念变革亦应更深入。在新技术的采纳和创新扩散过程中,媒体应进一步思考技术与内容生产的关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媒体在进行创新的同时建立技术风险的防范机制则更为重要。

  【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2023年科研创新项目“元宇宙媒介域新闻传播方式变革及其数字风险治理研究”(编号:23ZFG86001)成果,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用专项资金资助】

  [1]徐雪莹,崔白露.东西问丨杨保军:新型媒体实践如何反哺中国新闻学研究理论建构?[EB/OL].(2024-07-28).中国新闻网.

  [3]白红义,曹莹.作为符号资源的10万+: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流量想象”[J].新闻与写作,2024(03).

  [4]叶蓁蓁.“中央厨房”的数据化采编与传播体系构建:人民日报全媒体生产机制探索[J].“传媒评论”搜狐号.

  [5]沈彬.跳出技能迷思,培育产品经理思维:以澎湃新闻整体转型为视角[J].青年记者,2017(10).

  [6]袁光锋.“国家”的位置:“远处的苦难”、“国家”与中国网民的“同情”话语[J].国际新闻界,2018(07).

  [8]靖鸣,春茹.主体边界:新媒介技术环境下暖新闻的话语实践[J].传媒观察,2023(01).

  [9]彭增军.新闻业的救赎: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16个关键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42.

  [10]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36.

  王佳航,刘嘉:从“想象受众”到“量化受众”:融合传播生态下新闻生产观念的革新与固本[J].青年记者,2024(09):18-21+50.

免费留学规划
快捷咨询
资深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留学问题
电话
咨询服务电话
400-888-8888
微信
二维码
关注了解更多留学信息
QQ
推荐院校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