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昂2平台姚锦云，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科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博就读于浙江大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学专业。曾获浙大首届“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提名奖”“争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论文观点曾被CSSCI期刊列为年度“新闻传播十大观点”之首。与邵培仁教授合著《华夏传播理论》，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获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在“中国大陆华夏传播研究CSSCI论文作者分布”的研究统计中排名第四。兼任华夏传播研究会副会长，《国际新闻界》审稿人。
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期间，先后担任讲师、硕士生导师、副教授，负责“薪传1906读书会”组织工作，主讲课程《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和《人际传播》颇受学生认可。主张精读、慢读经典，从故事出发、跟理论对话；“自己写自己”，为体验赋予形式。指导优秀硕士毕业论文3篇，优秀本科毕业论文3篇。
2016年7月，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后，姚锦云来到暨南大学任教。到如今，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八年学术生涯。
对他来说，过去的八年像是一部成长史，记录了自己如何从一个被匿名吐槽的“小白讲师”成长为“人气教师”。他说，最大的收获是同学们，“我像培养自己一样培养学生，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学会了指导自己”。
身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人气教师”，姚锦云的课程往往是同学们在选课系统里“厮杀”的对象。今年3月份，人际传播课程开课的第一周，就有二十多名同学申请加入课程，原定60人的课容量最后扩充到85人。接下来的半学期里，每堂课仍有没选上课的学生前来，把教室坐得满满当当。
在课上，姚锦云习惯将写满字迹的备课笔记本铺展在讲台，偶尔瞄一眼，转而又背身拿起粉笔。没一会儿，黑板上出现一片白花花的粉笔字。熟悉姚锦云的学生都知道，板书才是他课堂的精华。“最年轻的教师，最老派的授课方式。”一位厦大教授在听了姚锦云用板书讲授的一场公开课后曾这样评价。
可以说，在暨大新传院，姚锦云遵循着与众不同的授课方式。“从经验出发，跟理论对话”常挂在他嘴边，费孝通、阎云翔、凯瑞、德布雷等是他课上的常客。他习惯于用整个学期带同学们精读一本书。人际传播课上，他和学生共同研读《乡土中国》《礼物的流动》《江村经济》等经典著作。在姚锦云“自己写自己”的教学引领下，他的硕士生纷纷将目光投向“自己的故事”——“我帮爷爷修家谱”“猎德村高楼之下立宗祠”“客家三村演义”“老爸司机们听车载音乐”等等......
在学院领导的支持下，姚锦云组织了“薪传1906读书会”，和其他青年老师一起，带领同学们开展了八次读书会，超过160位同学参与其中。姚锦云记得，“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那次读书会，他和一众学生越读越激动，一直读到凌晨十二点。
在本学期人际传播的最后一节课上，离下课不到几分钟，一向不拖堂的姚锦云说，“今天耽误大家两分钟”，随后点开两份共有十几万字的文档，这是他在暨大八年来的学术日记，其中有触动他的课堂瞬间、与学生的对话，以及他在教学与读书中的思考。内容十分细致，何时何地何人都清清楚楚。“如果当初不写下来，就真不记得了。”
新闻学生：你本科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读研时选择了传播学专业，为什么选择跨专业读研？
姚锦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不是我理想中的专业。我高中时读的是高师预科班，1999年参加高考，只能填师范类专业，面向中学就业。当时可选的专业很少，也都是比较传统的学科，我不太感兴趣。在本科时，我就希望再找感兴趣的方向读研。
我考过四次研究生，第一次考的是心理学，因为很喜欢陈仲舜写的心理咨询手记，遗憾的是考研失败。毕业后，我找到了一份大专院校宣传部的工作，工作期间注意到了传播学专业，感觉这个专业很新潮，当时我对行政工作也感到有些疲倦，就决定考传播学的研究生。从2005年开始，考了三次，直到2008年，终于考上浙江大学传播学专业。
姚锦云：我读研时选择的是宣传部的定向委培，平时下课后要去上班，周末可能还要加班，所以这两年我读得不太好。硕士毕业后，我觉得必须全脱产才能学到东西，所以去考博。
受心理学的影响，一开始读博时，我“醉心”于当时前卫的量化研究，经常去旁听定量课程。后来导师邵培仁老师批评我只顾看风景却忘了目的地，他布置的“寻根主义”命题没有写。这可能是邵老师对我的唯一一次批评，却扭转了我的整个读博生涯。我开始仔细琢磨老师的“命题作文”，写出了《寻根主义：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建构》，发表了第一篇C刊，还被另一份C刊列为年度“十大观点”之首。我这才发现，自己对古代和人文更有感觉，便将学术方向转至古代传播思想研究。
姚锦云：在宣传部工作期间，虽说接触各种新媒体器材很有吸引力，但我后来发现，我被技术异化了。当时每个系有活动都会叫我，需要摄像机出现时，我就必须出现。不是我在控制相机，而是相机在控制我。并且，每年都在重复相同的事情，工作缺乏创造性。我在这里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以2012年考上博士之后，我也顺利辞去了工作。
我觉得高校老师的生活比较自由，能够支配的时间多。博士毕业后，我本想在江浙一带高校就职，奈何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后来在邵老师的力荐下，得到了来暨南大学这所名校教书的机会，我便来了广州，2016年7月4日入职。
姚锦云：我硕士期间写了很多文章，现在回头看，并没有太大意义。它只有“敲门砖”的价值，让我“敲开”传播学博士的大门。如果人生总在生产一些“敲门砖”的东西，会感觉很虚浮，拿到成就后这些东西就没作用了，还是要写点有意思的东西。所以博士期间，我像被“打了鸡血”。除了完成本专业学分，我还在哲学系、古籍所、心理系、美学所等旁听了十六门课，发表了十篇C刊论文，包括一篇《新闻与传播研究》。这既获得了同行认可，也遭遇过商榷。这些经历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生活。
在暨大教书的日子里，我没有这么“卷”，当然也无缘很多机会。虽然这八年里我只发表了五篇文章，但都是按照自己内心对学术研究的追求来书写的，好在反响还行。有一次跟吕新雨教授交谈，她的话让我很受益：“最重要的是打基础。”这些年的学术探索似乎在为我打新的基础，如果我一如既往地坚持，或许会结晶成对时代问题有感而发的作品。
读博四年，教书又八年，尽管自己不再年轻，但越来越觉得黑格尔的这句话耐人寻味：“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新闻学生：你开设的人际传播课程广受同学们的喜欢，这门课的开设背景是怎样的？
姚锦云：印象里是2017年，我来暨大的第二个学期，有一位老师课程较多，和我协商将人际传播课程交给我。他告诉我这课不太好上，因为人际传播有点像个摆设，大众传播才是主流，据说人际传播学会都办不起来。
我接手课程的第一个学期就受到了质疑。有同学写匿名纸条，也有同学发邮件，反映我的课上得不好。尽管只有几个同学提意见，却让我很受打击。在这些反馈里，我得知同学们不太适应我的上课方式。我上课的方式偏向于提问，我想知道同学们的答案。而很多老师是给出理论，再结合例子讲解。就在我准备放弃这门课的时候，姚晓鸥老师告诉我，有学生称赞我的这门课程，帮助他适应了去台湾交换时所学的课程。我又重新有了信心，既然有同学觉得好，那我就继续上下去。
新闻学生：大多时候你都是通过板书讲课，这在大学课堂上比较少见，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教学方式？
姚锦云：我对板书更有感觉。备课的时候，我会把思路整理在本子上，到课堂上再用板书呈现出来，有点像直接从心灵流淌而出，非常自然。把各方学者的观点写上黑板的过程，就像组织一场学者“交谈”的宴席。我邀请同学参与这场“交谈”，同学们的观点让板书有所延伸。如果我联想到新内容，也可以随时写出。一堂课下来，板书就成为了“交谈”的成果。若是用PPT从前讲到后，基本是被限定住的，很难发散。
疫情期间，我在厦门大学使用电子板书做了一次线上讲座。结束后，厦大出了一篇推文，上面汇集了同学们听完讲座后的感想，其中有一句，“最年轻的老师，最老派的授课方式”。后来，暨大新闻社的同学也将我的板书发在学校推文上，又一次让我感受到同学们对板书形式的认可。
新闻学生：你一直坚持开展读书会，搭建了1906薪传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是如何搭建起来的？
姚锦云：大约在2017年的人际传播课堂上，与一位同学的交流中，我推荐他去看马丁·布伯的《我与你》。其实我也没读过，只是在《读书》上看过黄旦老师的书评，于是我们就一起读这本书。这位同学叫刘嘉诚，如今已在美国读博，当时他叫上了另外几位同学，我们几个人拉了一个读书小群，这是1906读书会的雏形。
我会把每次课堂上表现比较优秀的同学拉进小群，可以起到“备忘录”的作用，让我不会忘记他们。刘涛老师得知后，便提议我搞一个读书会，在本科生中培养一下学术苗子，我觉得这个形式很不错。当时的支庭荣院长也一直为同学们读书提供经费支持。这个群现在已满500人，估计以后就变成“新传读书校友群”。
姚锦云：孔子曾说“述而不作”“温故而知新”，在带领同学们读书的过程中，我作为注解者和同学们一起努力理解复杂的文本，在解读经典中激发新的思想。
读书会做起来之后，还挺受同学们欢迎的。学院吕玲老师听完了第八期《私人生活的变革》读书会，她非常好奇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读书会。我想，读书有“治愈”的作用。如今大家都处在一种关注“他者”的环境中，我们忙着认识世界，却来不及认识自己。读书会提供了一种机会，同学们在书中阅读理论，寻找自身与身边相对应的故事，鼓起勇气在读书会上分享出来。有些不便在日常中提及的话，在读书会上讲出来了。有同学讲述母亲的恋爱史，有同学分享家族的家产争夺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获得了理性的沉淀和情感的释放，也完成了对自我的重新发掘。只有个人体验和经典文本发生碰撞，所产生的火花才会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正如米尔斯给我的启示：珍惜个人体验中的私人财产，为它们赋予形式。
姚锦云：其实直到最近一两年，我才得知同学们对我的评价不错。同学们告诉我，我的课程满足了他们对大学和大学老师的想象。有同学在毕业论文中感谢我的课，似乎我“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某种东西，给了他们重新审视自己和身边人的机会。有同学的家人听说要写自己的故事而激动不已，仿佛那些即将逝去的记忆找到了归处。上学期人际传播课上，听到我要离开暨大，还有同学哭了。
我在暨大最大的收获就来自同学。我像培养自己一样培养学生，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学会了指导自己。在同学们的分享中，我了解到文化传统在现代的延续，以及社会变迁中人们复杂微妙的心路历程。我全力支持我的硕士生写“我帮爷爷修家谱”“猎德村高楼之下立宗祠”“客家三村演义”“老爸司机们听车载音乐”“KTV与逝去的燃情岁月”“在宗祠的戏台下听北路戏”等选题，这样写作的意义远远超过拿个文凭毕业。
新闻学生：你本科之后一直从事学术研究，对于未来同样有志于进行学术研究的本科生同学，你有何建议？
姚锦云：首先，阅读几本经典书籍非常重要，最好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精读。从近的说，可以掌握学界基本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长远来看，可以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意识，长期支撑一个人的学术生涯，甚至成为进行研究与创造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我们需要开设论文写作课。这很迫切，不仅可以帮助同学们提高写作技能，也能减轻老师在论文指导上的负担；另外，继续举办读书会。我个人的时间有限，但精力更充沛的老师可以更频繁地举办读书会。
姚锦云：我打算努力写三本书。第一是《易经》的演化史，我从博士论文就开始做了，但当时“智小而谋大”，所以到现在还在打基础。最近的新推进是我从媒介学视角切入，考察“巫术何以理性化”的问题，触及了媒介与理性的关系。
第二是功夫巨星的制造史。我从小看武侠功夫电影长大，“制造功夫巨星”一直是我想写的故事。这些年，我苦苦寻找理论视角，终于受到格尔茨《巴厘岛斗鸡》的启示而获得突破，这就是“文化事实”，可以跟媒介的“技术事实”合起来讲，真功夫则是“自然事实”。我指导硕士生王鑫轶写《好莱坞的李连杰》，一起发现了“制度事实”。
第三是离开乡土的心灵史。我打算从故事出发，展现从乡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人们的心路历程。我指导同学们写的两三代人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涓涓细流，体悟到社会变迁刻在心灵的烙印，这些都可以成为“离开乡土”的很好案例。它不是媒介化的可见的“公”，而是深层不易觉察的“私”，它标志着一个新自我、一种新视角的诞生。我想把它们收入我想写的一本书，名字可以叫《离开乡土的中国》。我还可以把自己离开乡土的体验写进去。世界很大，社会很鲜活，学科却很窄，而人生有限，既然如此，为何不尝试一种新的写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