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学府”，是一所以人文社科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直属于教育部，由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建。它以雄厚的师资力量和精湛的教学技术以及先进的教学设备吸引着广大学子，成为学子们梦寐以求的求学圣地。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他在教研工作方面不断创新，为广大学子营造更加良好的教学氛围，为社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术新秀；同时作为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他不断钻研，总是站在学术前沿，不断攻克学术难题，为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和学科建设做出突出贡献。他有着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以及对新事物研究的探索精神，他既有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的高尚品质，同时具备作为一位学术研究人员的人格感染力。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
喻国明，男，1957年9月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并获法学（新闻学）博士学位。同时兼任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咨询专家组成员、国家台湾事务办公室专家组成员等。同时任《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主编等职务。出版学术刊物达21本之多，并有400余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自1979年至2010年底，在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的论文发表量居全国第三位，被引文率居全国第二位。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喻教授您好，很荣幸能采访到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创办的第一家新闻教育机构，已有五十余年历程，请您谈谈贵学院的办学风格及学科特色。
喻国明教授：您好。很高兴接受贵刊的采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于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创办的第一家新闻教育机构。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由三个新闻教育机构合并而成，分别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而成。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此前，创办于1924年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于1952年并入北大新闻专业，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新闻系集人大、燕京和北大三所大学新闻教育力量于一体，开始了新中国新闻教育的历程。1988年，新闻系改名为新闻学院。可以说，人大新闻系不仅包含了我国新闻教育起源、国家政治新闻研究，同时也继承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新闻教育与学术的成果。无论是从教学评估方面还是学术建设成就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都是我国新闻教学的第一重镇。如教育部每年评定的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中，新闻传播方向迄今只有四篇，人大则占了三篇；另外人大新闻学院的论文发表数量和论文引用率都是名列首位的，在全国前五位的论文发表的学者中人大就占了三位。新闻学院目前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所在单位，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学院现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4个本科专业，新闻学、传播学、传媒经济学和广播电视传播学4个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其中，新闻学连续三届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7年，传播学专业被评定为国家重点学科，新闻学院成为全国仅有的同时拥有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一级重点学科的学院之一，也是我国新闻传播领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这些都是我校新闻系实力的见证。
在海外交流与合作方面，学院与美国、俄罗斯、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多所高校的相关院系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全院所有的青年教师都有一年以上在国际名校访学的经历，至于教师的出国访问、讲学或其他国际交流的经历更是非常频繁的。
从业界来讲，新闻界工作者、范长江奖项、韬奋奖的获得者，很大一部分都出自我校，如原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同志以及现新华社总编辑张万象等等一大批奋战在各行业和各领域前沿，成为新闻界的典范的都是我们培养的校友。汇聚人大、燕大、北大三校力量的人民大学新闻学目前已为中国新闻事业输送了7千多名毕业生，新闻学严谨务实的教育理念传承、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大新闻人。
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自从创立以来，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请问贵学院在办学层次和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创新措施？
首先是对本科生而言，我们借鉴国际国外的经验，对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了改进。第一是建立导师制度。导师制度使每一名刚刚入校的学生就有专人指导，无论是学习、生活，都能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学校环境，同时也在学习方面指导学生，使学生能够明确自身的学习目标和状况。第二，建立全媒体实验平台。我院建立了全媒体的课程实践平台，从而实现编采评写一体化，进而让广大学生体验新闻工作者的工作际遇，并因此挖掘自身特质，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为自己的将来做好前期准备。第三，建立了完备且数量庞大的案例库。我院的案例库存有案例一万多个，从新闻传播学理论、新闻与传播实务（编采评写、经营管理）、广播电视、广告学、乃至传播学的一线案例都有所涵盖。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些一线案例，让学生不仅仅止于理论的学习，而是将理论正确地运用到实践中，将抽象化的知识转化为具象实务，从而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认识过程。对于本科教学而言，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创新，在此不逐一列举。
对于研究生的教育我们也加大了创新力度。首先是建设主文献制度。这种制度成立的目的在于使研究生们了解到，在自己的学习生涯中需要了解的新闻学、传播学和传媒经济学等学科方向中一些最为经典和标志性的文献。此外还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以及研究的课程，确定自己所需要的经典文献书籍。在我院的课程设置中，这些经典书目有三分之二以上采用英文原版，而只有三分之一以下的则采用中文版。这些中文版书目中，还包括港澳台以及中国大陆的各种经典文本。我们通过还原书籍的原貌，使得学生对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框架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了解。第二个创新则可以从教学构成角度来说。为了进一步深化学生对学术前沿的把握，树立宏观大局意识，我院专门设置了学科前沿课、国情与传播课和学术指导课。学术前沿课，即请国内外一线的专家学者，进行理论前沿课的教学。主要是业界和管理界以及其他学校的精英，为学生们讲述学术界乃至各个领域的最新动向，从而使学生能够领导到最前沿的动态，并在这个过程之中，培养学生的前沿洞察力；社会与传播课这门课程相对来说是一门课，于2010年开课。其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社会各重要领域的构造规则、走向和判别标准，洞悉社会上各种事件的原委始末，从而对自身所处的大环境有一个透彻地了解；学术指导课是通过我院的一线教授开设的学术课题研究课程。目的是打破学生和知道教授之间的壁垒，充分利用教师资源用于研究生的培养。只要一线教授的研究方向或者研究课题都符合自身的兴趣爱好，都可以与该教授组合，加入到该教授的研究课题队伍之中。这种课程的设置，不仅能够带动学生的学习钻研积极性，同时也极大限度地实现了新闻整体资源的配置和共享，具有很强的合理性。
主文献课的教学也是研究生课程教学的重要创新之一。这门课程的教学主体是在国外至少有一年进行过学术访问或进修的年轻教师。这些人虽然在学术理论上并没有我们的教授们那样全面，但是其对某一观点的认知，或者是文献的解读却更为深刻、完整。这对于学生而言，也能够对各种文献参考有一个细致的认识，明确一个学术理论的源流嬗变。我们这门课程的开设其实也是属于资源整合的一种方式。
说到创新，不得不提的是近年来我们的专业硕士培养方面的创新成果。相对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而言，我们对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侧重于实操性上，适当压缩学术型理论研究的课程量，而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使其在在校期间不断获得一线媒体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和素养品质，当然这之中也不缺少专业理论知识的传授。目前，我院也正在建设专业硕士的教材建设，从而培养出更多适应媒体社会需要的专业型、技能型人才。
另外，专业硕士还实行双导师制，将学界与业界的经营相结合，解决理论与实际不能相匹配的矛盾。业界人士能从实际角度出发，弥补学习者在实践中的不足。
记者：您在做好研究所管理工作的同时，先后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发表过很多学术论文，同时还主持国家重大课题及项目。近几年，您的教研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和突破，请您介绍一下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和课题、项目，这些对您当前从事的学术研究有哪些影响？
喻国明教授：就个人的探索而言，我在新闻传播学实证领域还是较为专业的，且研究项目也是最多的，目前已经主持进行了400余项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实证研究项目。我们的研究特点是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设备对相关数据价值进行采集和价值挖掘。目前我们正与中科院数学所合作，申报国家8973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进行大数据挖掘的相关技术、指标和分析模式的研究。过去我们所熟悉的是结构性数据的分析，而大数据研究所面对的是非结构性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它在研究模式、分析技术以及应用模式方面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此外，我们还和与北大方正智思研究院合作成立社会舆情监测研究基地，共同开发基于网络内容的价值挖掘分析软件，这套软件的引入和开发能够极大地提升我们在网络舆情分析、网络内容的价值挖掘等方面的技术水平，对当今微博数据价值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以智能化文本分析为例，这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才达到的。其通过丰富而有效的事件追踪技术、主题演化分析技术和概念树分析等，使人们对舆情的状态和变化的认识更为深刻、及时和可靠。基于神经科学的研究手段所进行的瞬间效果的研究范式是我们最近几年提出的。这种效果研究采用的现代技术设备，对脑电等生理性指标进行信息采集和分析，并对外来信息刺激所产生反应的最初500微秒的脑波反应进行分析，了解其强度和各个指标的变化，进而得出短期效果产生之前的瞬间效果。这种瞬间效果研究范式，有效地弥补了短期效果乃至中长期效果的的理论基础和学术空间的不足。
记者：您是我国较早从事传播学实证研究的专家，对我国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您能谈一下我国在传播学实证研究领域取得哪些成就？还有哪些需要加强和完善的地方？
喻国明教授：对于我国的传播学实证研究而言，从宏观方面来讲，主要有两大成就。首先就是发展速度快。这一成就的客观原因在于我国在这方面起步相对较晚，而国外则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因此通过借鉴与吸收，便促成我国在传播学实证研究方面快速成长。其次，就是传播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日臻丰富，也更加完备。和国际相比，我们可以说已经相差无几。
虽然，我国近年来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最为显著的就是在数据价值挖掘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传统研究中，这方面的研究则更为少见。因此我们要不断革新现有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从而带动数据价值挖掘研究的深入发展。
记者：近年来，您在新闻传播实践领域，提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传媒业发展的拐点论”，“从‘增量改革’到‘语法革命’”以及“整合力是传媒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均在中国传媒的发展中起到了重大指导作用。请您谈谈您提出这些观点的理论和实践支持是什么？这些理论对中国的传媒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指导意义？
喻国明教授：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他所有的学术成果和影响力大小应该是由学术同行和业界实践的成效来判定的。对于我自身而言，不好自我评判。但有一点可以提一下，就是我的学术理论和概念（如“传—受互动方格”、“传媒经济的价值本质是影响力经济”、“拐点论”、“整合力是传媒的核心竞争力”、“瞬间效果的研究范式”等都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普遍认可，且我的学术论文引用率在国内本领域中目前是最高的之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学界业界对我工作和研究成果的一种认可吧。
记者：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不断激发和提升民族创造力。对于传媒研究学者而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观念创新，根据您之前的诸多创新理论实践，您认为作为一名传媒研究人员应该如何提升自身的创新力呢？
喻国明教授：作为一名学术研究人员，他永远要站在领域的最前沿，敏锐洞察领域内的最新动向，预测领域的行业走势。运用研究者的研究逻辑，不断向社会贡献自身的学术知识，从而成为社会中的精英与思想库，为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是一个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和意识。对于传媒研究人员而言，要不断扩充自身的专业知识，学习和汲取国内外在传媒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成果，并结合我国目前传媒业发展态势，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其次，也要善于利用各种先进仪器和科研手段。技术的发达为当今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也有力推动了研究者的研发能力。
记者：在从事传播学的研究中，您做了大量把握中国传播实际的极有认识和操作参考价值的调查研究项目，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必读（视、听）性”的概念；提出了报纸不但是“新闻纸”而且也应该成为“有用纸”的概念，对纸媒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请就您提出的以上理论谈一下传统媒体如纸媒被新媒体冲击的时代，应如何抓住新机遇，积极迎接新挑战，提升自身竞争实力？
喻国明教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发展竞争问题，是当下最热门的问题之一。众多的专家学者都对其作出了研究，也提出了众多的策略，促进二者的共生发展。
在2012江苏微博营销大会上，我曾做《微博营销的致效之道》的主题报告。虽然这个报告的各种策略是针对微博而言的，但在宏观方面上也适合传统媒体。从其大策略上首先是规则创新，其次是协同创新，再次就是价值创新。规则创新，就是改变与老百姓说话的传统话语方式，要有一种创新规格之下的沟通方式，把老百姓的参与、选择和决定权，纳入到表达和传播规则里面来，这样一定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是说，要改变和创新规则。目前我国推行的“走转改”活动便是要求广大新闻工作者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对于传统媒体而言，也需要不断借鉴学习，才能有效促进自身的发展。协同创新，之于微博而言，是利用多种平台，实现跨界一体化的资源使用和运营。而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则是要抓住媒介融合的趋势，取长补短，形成民族需求的跨界的解决方案。规则创新，最重要的就是构建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有影响力。因此，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而言，一定要抱守自己的行业底线，努力维护和开发公众的信任度。这三个方面的创新，可以说是传统媒体实现自身跨越创新的重要方式。
记者：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倡导建设社会主义特色文化，结合您多年的新闻传播学实证研究和探索经验，请您谈谈您所理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理念。
喻国明教授：我所理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理念可以归结为简单的一句话：发展传播学理论与实践。因为我国目前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义。而国外在新闻传播的研究领域成果颇多，且无论是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是我们值得借鉴学习的。虽然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目前也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要通过不断探索和研究，探讨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的信息传播模式，进一步完善信息传播架构，提高信息传播技术水平，从而实现信息的全面和横向平衡，为发展社会主义特色文化建设提供服务。
（作者简介：王文娟，女，今传媒杂志社总编助理，主要从事传媒研究；许薇薇，女，今传媒杂志社编辑，主要从事传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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