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公共关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上海成功举办。来自国内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紧紧围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号召，就“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我国媒介发展如何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我国媒介发展与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
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汤筠冰教授主持开幕式与主旨报告环节。在开幕式上，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钱海红首先致辞。她代表复旦大学对本次重要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表示热烈祝贺。她指出，高等院校应当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走在前列。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是全国最早关注并推进“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研究的学术机构。此次中心联合其它两个研究机构举办此次学术研讨会，实属契合国家发展之策、领先学术前沿之举。她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深入探讨此次会议的主题，为我国的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建设，贡献更多的学术思想和决策建议。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正在成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研究领域。中心已将这一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程”来全力推进。中心期待通过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深刻揭示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之间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关系，为理解当下的社会变迁，为推进媒介的改革进步，特别是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提供全新的观察视角，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在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大会发言环节，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赵曙光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赵瑜教授、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邱凌教授、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祁林教授、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殿元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于晶副教授分别做了主旨发言。
孟建教授以《“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研究的若干思考》为题，首先探讨了“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的重要研究背景。他认为，党的二十大已将“文化发展范式”提升到“文明新形态”，这意味着我国已经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构建文明新形态紧密地进行了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研究亟需引入“媒介与文明”的研究新视角。从历史演变看，媒介与文明存在紧密而又复杂的内在联系，媒介不仅传递信息，还塑造人类感知、交往方式和认知模式，深刻影响文明的进程。孟建教授进一步认为，文明作为历史阐释的概念，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背景下，其内涵首先需要厘清，尤其应当注意其中暗含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判断，即西方文明对“他者”文明的贬低与偏见。就具体研究而言，要从纵横两个维度来把握：从纵向维度看，需关注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形态的互构关系，如不同历史时期主导媒介与文明形态的对应关系及异同，以及互联网时代媒介生态形成的新文明特征；从横向维度看，需关注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的多元融合，如传统文化如何借助现代媒介传承，不同文明形态如何借助媒介实现并存、融合与互鉴等。孟建教授在发言中特别阐述了“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七个重要问题。
赵曙光教授以《国际传播的大数据产品研发》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媒介发展是国家能力与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可持续、可信任的媒介生态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以指数式增长的方式释放了内容生产新模式，也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成为全球媒介治理的新命题和新难题。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通过深度合成等方式，显著加剧了虚假新闻、极化新闻等问题的呈现。能否形成适应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治理机制关系到现代媒介能否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是放在我们面前的紧要课题。
赵瑜教授以《人工智能技术与现代文明的发展向度》为题，通过介绍人工智能技术在文本生成与影像生成方面的最新进展，包括ChatGPT4、Midjourney、Make-A-Vide、Runway Gen-2、Sora等，从符号生产机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对现代文明的特征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其特征涵盖了媒介历史的延续性，即数字计算机作为影响传播各阶段的元媒体，其语言并非从零开始，而是在“旧媒体”塑造的认知框架基础上构建。同时，也涉及智能媒体的断裂性，特别是基于token预测的生成语法规则与人类叙事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机协同生产对信息主权和审美主体性的潜在挑战。此外，深度媒介化的社会文明指向被强调，媒介及形式持续塑造社会结构和人的交往行为，每一次媒介变革都带来社会结构与交互形式的深刻变化。
邱凌教授以《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的几点思考》为题，探讨了媒介技术与现代文明关系中的四个问题。首先，媒介技术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紧密，技术不仅是文明的一部分，更是其突出的表征，二者是从属而非并列的关系，由此应当重点探讨其互嵌与转换的机制。技术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但同时也需警惕技术对文化可能造成的侵蚀，尤其是文化隔绝的风险。第二，科学技术的进步确实推动了文化的深层次结构性转变，但文化对科学技术的选择和引导同样重要。因此，技术之“新”并不必然导致文化之“新”，而需看文化如何选择和整合新技术，并在技术提供的新的传播方式和互动形式中，找到突破工具理性的路径，恢复文化的自主性和反思性。第三，在现代社会文化的经典性不仅体现在被广泛认可、具有持久价值的作品、思想或实践上，更与技术紧密相关，技术被视为塑造人类物和文明的基础性力量。此外，文化杂糅现象日益显著，维系文化主体性成为关键。
祁林教授以《信息文明与时代精神》为题进行了发言。他首先指出，文明演化的进程可归结为两条核心路径，一是能量使用效率的提升，二是信息的拓展，具体体现为符号维度与社会维度。信息作为文明演进的基本逻辑，其运作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一方面，通过信息沟通、知识传递、表征想像等进行内容表征，建构一个相对于物理世界的符号世界，即信息文明的符号力。另一方面，通过整合社会、建构认同、打造共识，使得物理世界按照特定的社会方式进行运转，即信息文明的传播力。两个维度于表征理想处殊途同归，前者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后者是通过制度、规范和社会生态的方式。在现代语境下，中国信息文明展现出精彩且独特的成就，中国“改革开放”的40多年历程跨越了西方社会几百年才走过的路程。此外，新闻传播学研究视野的变迁亦是“信息文明”演进的生动体现。例如，面对视频化社会的来临，探索如何在这一新语境下实现真实且善意表达，都成为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课题。
张殿元教授以《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广告断想》为题，阐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处在现代文明社会，商业传播的价值长期被低估。广告作为注意力经济时代的标志，不仅反映生产与消费关系，还是刺激消费、塑造市场需求的关键工具。同时，广告是对这个世意昂2平台界的意义言说，广告是新生活方式和新价值观的预告者。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而其国际传播实践需提炼创意概念，展现独特魅力和全球价值。应从多维度构建国际传播策略，形成全面、深入、有说服力的传播体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有效传播，需构建吸引人的故事逻辑，通过内容营销、精准定位和效能提升等策略，改变国际社会认知，追求传播效能最大化，并回应世界问题、国际秩序和时代焦虑。
于晶副教授以《公共关系与现代文明：作为跨界行动者的思考》为题，探讨了公共关系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她指出，公共关系思考的核心仍是“媒体关系”，这一传统要素在现代媒介技术的演变下，正经历从单向到双向互动的媒介技术转型，其相关概念如政府公共关系、公共传播等也呈现动态发展。作为一门新兴、应用性强的边缘学科，公共关系学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其本质角色是“跨界者”，作为组织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平衡并整合各方利益与观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维度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居间者”作用。公共关系的应用领域广泛，强调立场、沟通、情境的重要性。在跨界行动中，公关从业者需秉持为人、为师、为管理者的多重身份认同，强化平台意识，追求共赢，实践双向沟通与居间思考，以科学的方法论结合艺术性的操作，展现公关工作的独特魅力。进而，她认为，公共关系不仅是科学也是艺术，是时代文明与进步的象征。
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陶建杰教授主持了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圆桌讨论环节。在这一环节，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少晶教授，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小荧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小兰，北京世代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总经理赵元珂，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媒体数据研究院院长孙祥飞副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生权，一同围绕“视频化社会的传播力量”的主题，就视频化的快速传播，谣言的扩散与治理，以及在视频化社会的背景下，学界与业界对彼此有何期待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孙少晶教授在讨论中通过案例说明了后真相时代视频的迅速扩散加剧了伪信息的传播速度，引发了公众对技术冲击文明的反思。他认为AI为文明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其究竟会将人类引向何方需要更加谨慎深入地思考。何小兰董事长认为真实是信息和新闻的基础，传媒人在多元化信息和思维挑战下，仍需坚守真实传播的重任。关于学界与业界在当前技术环境下所面临的困境，她指出业界需积极适应时代变化，拥抱互联网技术，同时学界也需应对传播专业面临的挑战，并思考如何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赵元珂总经理则探讨了电影和电视作为文化形式在视频化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指出电影承载深层次职能和意识形态隐喻，具有更大的传播圈层潜力。他同时提到原生态内容研究的缺失。孙祥飞副教授也在讨论中分析了视频化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指出舆情看似是人工操控的，实际机器会通过文本、视频、评论等自动生成技术影响舆论。他还强调学术界应当关注业界最新发展动向和应用状况，以解决进程中的不文明行为。徐生权助理研究员则从学理角度更加深刻地探讨了AI生成视频带来的人类表征危机，指出AI创造的景观与现实断裂，可能导致我们与真正文明的疏离。他呼吁业界更多反映真实性，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警惕技术作为中介物破坏平衡。陶建杰教授也在讨论中指出，相较从前，媒体在后真相时代需承担更多责任，学界和业界应当团结互助，共同应对视频化社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在此次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发布了一批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五本高质量的学术新书问世。中心主任孟建教授和胡学峰研究员主编，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国际传播的体系与运作——文化传播的观念与实践》（上、中、下三卷本），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近八十万字的体量，从观念、体系与运作多维视角全面阐释了国际传播的理论体系、运作机制和实践路径，是迄今为止国内关于国际传播研究方面的重头学术著作。由中心主任孟建教授与赵晖教授主编的全英文著作《Videolised Society》（《视频化社会》），也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该英文著作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让世界看到了我国的数字文明建设，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甚至引领了国际的发展。由于该英文著作一经出版就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复旦大学出版社立即组织出版编辑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版了《视频化社会》的中文版。
据此次学术活动的负责人、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教授介绍，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作为国家文化创新研究的重镇、国家文化战略研究的智库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早在三年多前就开全国新研究领域之先河，启动了“媒介与文明”领域的学术研究并产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党的二十大后，中心更是迅速聚焦了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不仅专门举办了重要的国际会议，而且还由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发起，联合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文化创新与青年发展研究院、南京大学艺术与科技研究所、浙江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六所著名大学的研究机构成立“人类文明新形态学术研究联盟”，并发布了《文明新形态研究倡议书》。近年来，中心的学术成果正不断涌现，学术影响正不断扩大，社会贡献正日益显现。（卢秋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