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国内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的开端，也成为了中国近代新闻学教育的发端。
31年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迎来了崭新的时代。
又过了近30年，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历经“文革”磨难的新闻学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开始了新一轮发展。
回顾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两次重大历史事件恰好将这近百年的历史分为了三个时间大致相等的阶段，如果说在前两个部分，国内新闻学研究由于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干扰而“多灾多难”的线年时间，尽管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无疑成为了新闻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1983年，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采访华罗庚。在这一年，中国的新闻学科开始了“文革”后第一次大的发展。
据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人民大学荣誉教授方汉奇回忆，在解放前，便有诸如华北大学等学校开办了自己的新闻学专业。在建国后，1955年人民大学创办新闻系，成为了新中国自己创办的第一个新闻系。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新闻系被并入北京大学，成立了中文系下属的新闻专业，但到了1958年，北大新闻系又被并入人民大学。在“文革”前，国内共有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江西大学等四五所院校还保留了新闻学专业。
“总的来说，“文革”前的新闻学已经有了一个粗浅的发展，但之后的“文革”却严重干扰了这一进程。”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介绍说。
“文革”使国内新闻事业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从1966年到1976年，全国报纸由343种锐减至182种，最少时只有42种，有线。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在这种双重打击的影响下，新闻学教育便成为了“重灾区中的重灾区”。
事实上，受“文革”影响，到了1970年，国内就几乎已经没有新闻系，所有新闻学教师，除老弱病残之外，全部被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即使20世纪70年代初，北大新闻系和复旦新闻系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也是为了适应“大批判”，写“批林批孔”的文章的需要而设立的。
“在这种背景下，“文革”结束后新闻教育的恢复发展，实际上是从负数开始的。”吴廷俊说。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北大、复旦、北京广播学院、广西大学成为了最早恢复招收新闻系的院校，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并招收了第一届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便是那一届研究生班毕业的学生，他也成为了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位新闻学硕士。除了童兵之外，郑保卫、贾培信、俞家庆等一批教授、博导也出自这一届研究生班。
据童兵回忆，当时由于“文革”刚刚结束，课程设置很不完备，即使是研究生上的课也基本上都是本科生的课程，只不过在深度上有所加深。在教学形式上，按专题的形式讲解。“那时我们的教学，外面的活动参加了很多，北京重要的讲座都去参加，我们一般都已经工作多年了，对一些问题的考虑也更深刻，在这方面，我们比本科生学得好得多。”
1978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新闻学教育一直处于复苏阶段。“那时候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方汉奇介绍说，在新闻教育的基本构成中，新闻实务的转轨比较容易，即将时期对于新闻体制的干扰、对新闻报道模式的干扰、对新闻报道中的套话和“文革”语言进行纠正。比较难的是新闻理论，因为在“文革”期间，很多正确的观点都被“”推翻了，比如社会活动家的概念、守望者的概念都不能提，甚至连“人民的教科书”都不能提，“已经把建国后十几年时间里建立的理论体系全部推翻了，我们需要重新建立”。
新闻史也同样有很多问题，“文革”时期的新闻史几乎等同于报刊史了。“当时受苏共报刊史的影响，中间报刊全都划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新闻人物的研究中，只剩下鲁迅和，陈独秀、瞿秋白都成了叛徒”。对于中国新闻史的修订也成为了方汉奇一直工作的重点，“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成立了中国新闻史学会，利用全国的新闻史教学科研力量，完成了一部通史，才得以比较辩证客观地看待新闻事业的发展”。
在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到1982年底，全国的新闻专业点达到了16个，在校学生1685人，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文革”以前的水平。
1983年，中国新闻学教育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年份。在这一年的5月，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规划和新闻教育的改革问题。
经过讨论，这次会议作出了有计划有步骤培养新闻干部、积极进行新闻教育改革、改革招生制度、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的意见，同时决定尽快编写全套新闻学教材。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新闻学教育呈现飞速发展的态势。
据统计，从1983年到1993年的10年间，新闻学教学点从16个增至66个，共培养学生1.15万人，这一数字是建国后33年的时间里，培养的学生总数的两倍多。
也就在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同意设立新闻学博士学位，并在第二年进行了考试，童兵再次成为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
事实上，这时候新闻教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社会对新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仅以报业为例，“文革”结束后，被停刊的各种报刊纷纷复刊，之后更有不少新的报纸出现。据统计，1980年1月年到1985年3月间，全国新创办的报刊就达到1008家，到1988年底，全国正式公开发行的报纸共1579种。
新闻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源产生了巨大需要，但此时“文革”之前的新闻工作者大多已临近退休，新人培养又严重不足。新闻人才的青黄不接为新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前提，于是，一大批高校纷纷开设新闻专业，而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教师资源的严重不足。
“1983年时，全国本科生有1000多人，但教授还不到10个人，而且基本上都是从美国回来的，国内本土教授很少。”童兵说。在这种情况下，受中宣部委托，人民大学举办了两届为期半年的师资培训班，其中一届教授新闻理论，一届教授新闻史，各个学校派两位老师来学习。“以后各个大学新闻系的骨干教师，大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吴廷俊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专业也是创办于1983年，当时除了那两个培训班回来的老师之外，其他老师大都是新闻单位中的主任记者、编辑。“这些人比较好上手，教学比较顺利，但在当时的其他高校里，直接聘用新闻单位人员的情况并不多，更多是从中文系调过来的，新闻学院教师文学化，这种现象直到现在还比较普遍。”吴廷俊说。
文革之前的老教师，从媒体转过来的新教师，从其他专业转过来的老师，这三者构成了当时新闻师资队伍的主体。
在这一时期，国内第一批新闻学教材也开始出现。童兵介绍说，国内第一本新闻学著作为方汉奇编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出版时间为1981年。第一部新闻理论教材是甘惜分编写的《新闻理论基础》，正式出版时间为1982年。大规模的新闻学教材在1985年前后开始出现，其中新闻史的教材比较多，比如人民大学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发行量都超过20万册，蓝鸿文主编的《新闻采访学》则是采用比较多的新闻业务教材。
在20世纪80年代，另一件深刻影响新闻学发展的事件则是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和发扬。
作为新闻学大门类下的一个子学科，早在20世纪40年代，国内便有一些传播学研究，但那时的影响非常小。1982年5月，传播学创始人之一，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来华访问讲学，并提出了向中国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设想。这成为了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的开端。当年的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我国研究传播学的基本态度。年底，《传播学（简介）》一书成为了大陆地区的第一本有关传播学的著作。
传播学引入中国，对中国新闻学有划时代的意义。吴廷俊说，原来的新闻学之所以在高校地位不高，就是因为新闻“无学”。“采写编评是术，不是学，很多人认为新闻不需要读本科，专科就行了。”但传播学是真正学理性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传播现象，并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吸收了大量学科理论，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导入传播学后，中国新闻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从无学到有学，慢慢在高校站住脚。”
然而，传播学在国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传播学刚引进到中国的时候，很多专家都反对”。方汉奇说，因为传播只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现象，没有所谓的阶级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报纸、媒体的阶级观念依然很强，这就使很多人对传播学怀有敌意。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才普遍接受了这一概念，而此时距离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已经过去了大概10年的时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新闻学发展首先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受一些政治事件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期，意昂2平台新闻学专业办学规模逐渐缩小。全国新闻教育专业点也由55个缩减至35个。有些年份甚至出现过停招的情况，在1990年，全国共招生723人，平均每个专业点只能招收18.28人。直到1993年，新闻学教育才开始逐渐回升，到1999年，全国的新闻学教学点已经达到了124个。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新闻学列入文学门类一级学科之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学、现代汉语等并列为二级学科。之后，在1997年，教育部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
“这意味着新闻学第一次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认同，对促进整个新闻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方汉奇说。原来新闻学依附在文学学科里面，没有自己单独的学科评议组，在讨论诸如研究成果的评奖、博士生导师的审批、博士点的设立等问题时，都限制在文学学科里面一块儿讨论，没有自己的发言权。而一级学科的设立，使新闻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学科评议组，这对新闻学的自主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教育开始了一段持续稳定的发展，童兵评价，这段时间是新闻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
此时，原有的新闻教育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此前国内的新闻教育主要集中在以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为代表的少数几所院校中，而此时新闻教育已经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新闻学专业在这段时间迅速发展了起来。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脑网络开始进入中国，“新媒体”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必然对国内新闻学的发展带来了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媒介的公开性上”，童兵说，这对新闻的冲击是很大的，以前要求新闻报道“内外有别”，要有一定的保密性，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理论上进行研究了，因为这已经很难做到了。另外，新媒体的出现推动了媒介的融合，从报纸的电子版到网站，电子报、手机报，这些都是在新媒体的基础上发展的，这对新闻研究者在理念上的提升帮助很大。“比如数字化传播、媒介化社会的构建等概念已经成为这个学科的基本理念，这在几年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随着相关媒体的出现，在新闻学教育上便迫切需要开设相关的专业，就需要这方面的课程设置。而此时，原有的新闻学老师并不能胜任新媒体的课程，相关老师只能从理科人才中引进。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彭兰在本科时学的便是计算机专业，后来成为方汉奇的博士生，开始研究网络发展，其博士论文《中国网络的第一个十年》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现在彭兰已经在网络传媒领域取得了很多成就。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事件在童兵看来对国内新闻学发展的影响十分重大。“海外的媒体，尤其电视媒体陆续进入中国，图书、杂志也有很多进入。凤凰电视、贝塔斯曼这些名词开始日益为大众所熟悉，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和业界对媒介是一种产业的观点逐渐走向统一。”
童兵说，尽管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便已经成立，但还依然属于事业单位，而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报业是事业性”的这一观点根深蒂固。入世后，人们开始发觉报业也是可以有产业性的。而与之相关的产业的迅速发展，给传媒带来很多新的支持。“比如广告发展很快，报纸电视的发展资金就雄厚了。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很多报社有了自己的印务中心。物流、交通的发展为报业的布局提供了便利。
业界的新变化必然反映到了学术界，“人们对报纸性质认识不同了，以前人们只是认为那是工具、喉舌，但现在却把它们当成了一种产业，到今天甚至成为了支柱产业民。”童兵说，这种理念的提高很重要，媒介的经营管理学就是在这种观念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本世纪初，媒介经济学、媒介管理学、媒介经营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一大批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纷纷出现并迅速发展，如果没有这种理念的改变，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变化的。
近几年，随着新闻学教育规模的一再扩张，新闻学教育和其他学科一样，面临着“供大于求”的尴尬局面。
吴廷俊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从2000年到2004年的5年间，全国高校共增加355个新闻学专业点，每年平均增加67个；到2006年，新闻学专业点数量已经达到了661个；而到了2008年，全国共有新闻学专业点877个，两年时间，平均每年发展108个，在校学生人数超过15万，而现在国内全部新闻工作者还不到15万。
“新闻学教育规模严重超过了社会需求，也超过了自己的办学能力，造成教学质量下降，教学产品积压，这是对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吴廷俊说。
对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认为，当前新闻学教育的“虚火旺盛”有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当今的新闻学教育更多培养的并不是高精尖人才，而是一般性的新闻从业人员，这些人对职位的要求不高，而媒体普遍实行的招聘制也使新闻从业人员的流动性加大，工作的门槛变低，这些因素就导致了尽管竞争越来越激烈，但社会对于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另外，新闻学办学模式相对简单导致很多学校盲目开设新闻学课程。展江说，很多学校想办新闻系，找一些学文学、学历史的人，到人大、复旦进修一段时间，回来就教课了，新闻实务找一些在报社工作的人员来教授，这样师资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学科基本上也就可以“上马”了。
“规模一定要和人才市场保持一定的协调。”方汉奇说，目前的新闻教育首先要适当控制规模，同时提升师资力量的教学水平。“不能再让教文艺理论的来教新闻理论，教文学史的来教新闻史。”现在是新闻教育该放慢节奏，“蹲蹲苗”的时候了。
除此之外，随着我国报业进入到“厚报时代”，报刊的相对栏目变得更多，对人才的专门化要求更高，而新闻学教育无法为学生提供一个很明确的专业背景，这就加剧了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就业困难。“学新闻的不进新闻媒介其实是正常的，因为新闻单位对人力资源的要求是多元化的，不可能只接受新闻专业学生。但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如果大部分都不到新闻单位就业，这就不正常了，这是对新闻教育的浪费，在这方面，还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童兵说。
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和广西大学的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始按新的方式招收学生。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新闻系，并招收了第一届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1982年5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究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制定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我国研究传播学的基本态度。
1983年5月，宣传部和国务院教育部召开了建国后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着重谈论了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规划和新闻教育的改革问题。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同意设立新闻学博士学位，并在第二年进行了考试。
1984年11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温济泽为会长，甘惜分、王中、洪一龙为副会长。
1990年，国务院新闻委员会正式将新闻学列为二级学科，列于文学学科之内。
1997年，教育部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教育规模开始迅速扩张。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第四媒体”开始进入中国，带来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的转变。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外媒体开始进入中国。“媒介是一种产业”的观点逐渐走向统一。
2008年，全国新闻学专业点877个，在校学生人数超过15万人，新闻学面临着“供大于求”的尴尬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