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举行的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全方位高水平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特别提出要“建立不鼓励、不提倡低龄出国学习的制度政策”。
近年来，低龄留学成为一个突出现象，由此衍生出诸多问题，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量未成年留学生滞留海外，给个人、家庭和有关部门带来了很大压力。此外，2020年被曝光的韩国“N号房”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关于留学生，特别是低龄留学生安全的讨论。
“低龄出国留学主要指K12阶段的学生出国留学，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对低龄出国留学一直持不鼓励，但也不反对的态度。”国际教育大数据平台宜校创始人肖经栋说。
此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建立相关制度政策，释放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政策信号。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相关举措落地，或将利好于国内的民办国际高中发展。
目前国内并无全面的低龄出国留学数据。教育部网站2020年12月14日发布的信息显示，201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35万人，1978至2019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其中165.62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或研究。并未单独发布不同学段的留学人员数据。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6）》披露，“从2009年起，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直线年超过韩国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生源国。中国成为全球低龄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国。”
智联招聘与全球化智库（CCG）在《2018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指出，2018年接受调查的海归群体中，高中阶段出国留学的比例占29.79%，比2017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
低龄留学打破了“学习不好才出国”的传统认知，这个群体中包括大量“尖子生”。
全球化智库（CCG）对北京5所中学的学生出国留学情况做过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2/3以上是班里的 “尖子生”，约68%的学生出国前成绩是班里的前25%，近90%的学生出国前成绩是班里的前50%。
低龄学生为什么热衷于出国留学？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可分为主动因素和被动因素。
主动因素主要在于，低龄留学生的父母国际视野更加开阔，他们希望子女接受国际化教育，从而更有利于成才。甚至相当一部分超低龄留学生是跟随父母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而留学。被动因素在于，国内义务教育发展尚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问题，如高考“一考定终身”，应试教育倾向造成学生身心负担较重等。
此外，北京等个别超大城市对于中考、高考限定了严格的户籍要求，导致大量适龄外地人口不得不寻求其他路径。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市初中生毕业人数为92128人，但普通高中仅招生51403人。
其他国家的低龄留学现象也与此类因素有关。教育部督导局一份关于韩国、日本义务教育的调研报告也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国际政治经济竞争和人才竞争加剧，韩国义务教育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和弊端，导致课外辅导学校的兴盛，以及大规模和低龄化的出国留学。
出国留学是家长和学生的个人选择，但业内认为，低龄留学对于学生成长有利有弊。
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就曾表示：“现在我们的出国学生低龄化的比例正在扩大，人数也在增多。对此，做教育的人要反思：为什么那么多人不选择自己国家的教育？今天，教育领域有一个现象，认为只要把西方的东西照搬进来就是先进的教育——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对于外国教育一定要用冷静、客观的态度研究它、吸收它，而不是照搬它。这会加剧普通民众对国外教育的盲目崇拜。”
“比如，我们取消班主任制度的时候，很多外国人觉得班主任对于孩子的集体主义思想、团队精神培养很好，我们实际上是有这些自身传统优势的。所以，怎样把西方没有班级的纯粹的走班制，和有班集体的、为了团体而努力的教育形式融合起来，这十分重要。”他说。
近几年来，未成年留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由于国内外的巨大差异，学生容易从心理失衡发展到心理孤独，焦虑和忧郁的问题不断涌现。现在已经有不少英美企业针对留学生心理辅导推出了业务，这也说明的确出现了很多存在相关问题的学生，警示我们应当重视留学生心理问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学服务分会秘书长印凯说。
在印凯看来，低龄留学造成的最大问题在于，学生容易形成不够全面的认知，“学生太小，在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抵御能力和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比较弱，这方面可以说是弊大于利。”
2020年受疫情影响，签证办理和国际通航规模都受到了限制，这也为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带来了极大挑战。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也导致了低龄留学降温更为明显，《胡润2020中国高净值人群需求管理白皮书》数据显示，高中阶段出国留学的意愿下降五成。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刘锦2020年12月31日撰文表示，教育对外开放既要在加快步伐、扩大范围上做文章，更要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各级各类教育高水平开放，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此前曾表示，高中阶段允许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但是对“出国留学预备班”的形式不赞成也不提倡。
业内人士认为，办好国内的民办国际学校，探索高水平、有特色的中国国际教育，可以降低低龄留学家庭的出国需求，更有利于学生成才。
2018年7-8月，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对普通高中开设国际课程开展集中调研，全面了解情况，形成调研报告，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订规范普通高中开设国际课程的指导意见，对办学方向、形式、定位、过程监管、省级统筹等作出明确规范。
实际上，教育部办公厅及各省份教育厅在部署每年的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时，都会强调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国际部”“国际课程班”“境外班”等名义招生。招收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不得招收中国籍学生。
在2019年，教育部办公厅还专门强调，严格规范公办普通高中“国际部”（或“境外课程班”）招生行为，纳入统一招生管理，实行计划单列，录取分数应达到同批次学校录取要求，学生就读期间不得转入普通班级。
截至2020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和备案的各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近2300个，其中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近1200个，可见基础教育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已初具规模。
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正式印发。教育部国际司（港澳台办）负责人介绍，为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将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修订工作，为开放办学、规范办学、高水平办学提供制度保障。此外，将鼓励先行先试，配合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探索适当放宽合作办学主体和办学模式的限制，给予相应的鼓励引导政策或实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意昂2注册
